德国之声：由于中国预计在1月8日全面开放边境，您如何看待目前全球对中国国内新冠疫情持续上升所做出的反应？与三年前新冠疫情刚开始时相比，这些反应有什么不同或相似之处？

博明：这是习近平上任10年以来，第一次对他的其中一项标志性政策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这很不寻常。习近平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他不会扭转自己的立场，而现在我们刚看到中国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政策扭转。

有几个因素造成这个结果。中国经济正处于直直落的情况，而其情况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的要糟糕得多。根据官方统计，去年第二季度，GDP增长为0.4%。你可以想像，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肯定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另一个造成中国政府扭转防疫政策的原因是，清零政策本身已站不住脚。除了中国领导人之外，世界上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蔓延，而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甚至比早期的病毒更容易传播。

第三个因素是勇敢的中国公民和学生走上街头，参与现在被称为“白纸运动”的示威行动。这显示中国人们已经受够清零政策了，他们冒着难以置信的风险走上街头发声。这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城市与校园首次发生示威行动。我认为当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后，它便穿透了习近平的信息泡沫，迫使他放弃一项显然是失败的政策。

鄢唐：我认为我们正带着一种自满的情绪进入2023年。每个人都想相信新冠疫情只是另一个感冒或流感。不过，新冠病毒本身还没有表现出我们通常看到流感会呈现出来的情况。当大流行性流感发生时，各地会有大量的感染，但这个流感之后会成为季节性。三年后，我们并未在新冠病毒中看到这个特性。

目前，中国基本上让新冠病毒在全国肆虐，而这将在整个地球上再次激起波澜，特别是随着中国开放边境，来自中国的人们可以离开并去其他地方。虽然有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入境时进行检测，但我不确定这麽做有多大好处。我确实认为，病毒只要有复制的机会，每次复制都有可能变异。如果你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从你身体里取出所有病毒，这些病毒不会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在不断变异。

德国之声：国际社会对中国一直以来分享的数据缺乏透明度，也存在争论。从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天起，这就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巨大问题。为什么数据缺乏透明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博明：当我20年前还是一名报道SARS疫情的记者时，北京对这种新型病原体的疫情做出的反应是非常有问题的。但他们当时的反应，实际上比20年后他们在2019年爆发新冠疫情时的反应还好。

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后，中国政府对目前疫情的反应甚至比2019年时还要糟糕。虽然它不是一个没有能力学习的政府，但中国政府没有动力去学习。它的目标不是为了保护公众健康，而是确保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保持权力。

很多时候，这意味着对人民和世界撒谎。这意味着一个月前他们声称如此危险的病毒，因为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丶上街示威，他们便可以突然说这个病毒没什么好担心的，这是一种普通的季节性感冒，人们不用注意那些每天堆积如山的尸袋。

中国官方的死亡人数这个低，问题不在于他们需要吸取教训，或他们需要将这些教训应用至疫情防控。中国政府的系统的本质与真正学习可以帮助公共健康的经验教训是相抵触的，因为公共健康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

鄢唐：中国政府的做法并不像其他世界公民一样，也就是希望对任何发生的事情都保持透明。透明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病毒的传播，而我们还需要了解很多事情。假设新冠病毒确实是从动物传播至人类的，在这一点上，各方目前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我确信这个证据存在。无论武汉实验室里是否有一小瓶病毒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它的前身存在某个冰柜里。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新冠病毒可能是从动物传播至人的论点，但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若我们猜测病毒已透过这个途径传播，但证据在哪里呢？我们有看到生病的农民吗？我们有看到动物生病吗？当世卫组织进行调查时，他们并未在任何地方发现任何相关证据，虽然他们说这种传播途径是很有可能的。

世卫组织目前对中国通报疫情的方式，仅说他们对从中国分享的数字感到怀疑。我认为世卫组织在这方面没有发挥领导作用，他们没有帮助全球社会了解新冠病毒如何传播。

德国之声：我们一再看到，由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世卫组织在疫情期间多次受到外界指责。你能谈谈中国的影响力如何对全球公卫体系造成挑战吗？

博明：世卫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机构，其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制定标准。他们在几种不同的疾病上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他们在疟疾和疫苗接种方面做得很好，但他们并不擅长处理快速流动的大流行病。我们不应该再假装那是他们的使命，我们可以记住，事实上，目前没有一个全球组织能够应对新的大流性病。

世卫组织受制于全世界150或160个国家。美国贡献世卫组织约一半的预算，而中国政府所提供的金费约世卫组织1%的预算。然而，北京能够对世卫组织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世卫组织身为一个多边机构的特性。在这个多边机构中，一个不想合作或分享信息的参与者，可以危害到其他国家。

这是我们需要铭记的教训之一。世卫组织应该继续存在，但也许我们应该对世卫组织相对局限的功能持现实的看法。我们应该做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以法治作为该机构的支柱，并确保自由社会中透明且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更快地分享信息，以帮助彼此获得疫苗丶个人防护设备和口罩。

这可能是一个反应更迅速的机构，我们将期待该机构成为真正大流行病爆发时，发动应急反应的机构，而不是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说服北京分享真实的答案。这个情况过去没有发生，现在没有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这就是一党专政的本质，他们不从事透明的工作。

从字面上看，对这些政权来说，透明度是危险的。他们宁愿牺牲全球公共健康，以保持对信息的垄断，并试图创造一种错觉，即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他们是无能的。

德国之声：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这对全球供应链的复原力也是一个大考验。你认为世界各国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博明：世界各国应该从这个疫情中吸取有很多教训，但目前大多数地方都还没应用他们学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台湾算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每个国家都在对抗新冠疫情时，我想不出有哪个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的部分，做的比台湾更好。

台湾非常迅速地关闭边境。过去的学界论述是，各国永远不要关闭边境，因为这只会导致疾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我们现在认知到，关闭边境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

减缓病毒传播速度是一个有用的目标，因为它为开发疫苗丶在工厂生产口罩和其他类似的事情争取到时间，所以各国不会面对一个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这是台湾做得相当好的一件事。台湾能够提高其制造这些东西的本土能力，也能够帮助世界其他国家。一旦他们达到足够的数量供自己的人口使用，台湾便向美国和世界其他政府出口口罩。

此外，台湾也非常有效的使用数据，但同时，他们也试图保护人们的隐私。台湾不是中国。在中国，政府可以简单地要求每个人暴露他们所有的私人数据，并把这些数据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但台湾在这方面做的好很多，而且他们使用的方式是适合民主国家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台湾有非常好的医疗保健系统，而这带来几个不同的好处。这代表一旦人们生病或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他们会立即寻求医疗协助。他们会去医院，而不是呆在家里，怀疑自己是否有感染新冠病毒，并同时把病毒传播至家中或社区内。

我认为各国应该更有效利用数据，搜集与新冠病毒如何传播相关的数据。然而，目前这些课题仍未被均衡应用。
 

博明是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副国安顾问，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杰出客座研究员。鄢唐是一名病毒学家，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ICAP实验室担任监测资深技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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