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会主持、德国汉学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在开场白中指出，正视个人和群体的记忆，并在此基础上看待历史是连接中德两国文化的共同话题。虽然德国前总理勃兰特40年前的华沙一跪显示了官方正视历史的态度，但德国真正开始正视第三帝国的历史是从家里的小孩向家长提出"那时候你在做什么"的问题时开始的。

与会的中国媒体人长平说，自从89年以后，中国对普通大众的教育采取了一种"去正义化"的教育。不讨论价值，只讨论效率问题。中国年轻一代完全接受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于是媒体也采取了一种"去价值化"、"去正义化"、"去是非化"的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

"去是非化"回顾历史

谈到正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就成为了这一讨论中不可避免的话题。长平指出，面对文革历史，中国人有许多不同处理的方法，有很多人坚持一定要把自己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子女。但就普通大众而言，确实存在"去是非化"的现象，缺乏对灵魂的讨论，缺乏对良知、正义的追问。大众会用轻巧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举办像"知青无悔"这样的活动来把自己从历史责任中解脱出来。"父母们首先自己失去了考问良知的能力。所以如果孩子问，你在文革中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在谈恋爱。我们下乡很苦，也很浪漫。把个人生命的情感色彩用来替代对政治、对历史的严肃的反思。 "

参加讨论的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教授金燕举了自己作为家长的例子。当她向自己的孩子解释文革历史时，孩子也会充满兴趣的了解与文革有关的许多内容。但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孩子应该怎样在学校里就此作出解答？经常家长是给孩子解读的这一套答案在学校里就会被老师认为不合理，不合格。没有办法拿到应该得的分数。这给孩子造成了困惑，经常问家长："到底我们要听谁的？听老师的，还是听家长的。"在这种状况下，金燕无法让孩子撒谎，只能告诉孩子，如果你为了升学，你可以按照老师的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是完全统一的。只有这一个口径，不能有多元的解读。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真相，是被遮蔽掉的历史。

在谈起向孩子讲历史的经历中，《炎黄春秋》总编吴思介绍说，他当过红卫兵，还当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并听说当年纳粹也干过这样的事情，把青年送到农村去劳动。对他的这些经历，27岁的女儿并不感兴趣，因为她对挣钱特别的感兴趣，所以他就只能把自己的读者们当成女儿，向他们讲述不得不说的事情。

吴思介绍说，中国有许多媒体都在越来越多的揭露文革时期的真相。官方并不是每次都予以压制。另外，特别容易松动的领域就是互联网，网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多的让读者和审查者都看不过来。于是，如果有一个中国的孩子，对文革或者是对大跃进、反右运动感兴趣，他经常能在网上看到这类的文章。但涉及 89、64的文章还属于相当敏感并在互联网上看不到的内容。

正视历史，尊重历史，反思历史，以史为鉴

长平指出，人们应该首先做到正视历史，尊重历史，然后才谈的上反思历史，只有充分的反思之后，才能以史为鉴。而现在的中国在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历史时，还谈不上已经进入了第一个，也就是正视历史的阶段。而正视历史其实有许多模式：" 比如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是一种模式。就是告诉真相，也许我会原谅。德国对东德历史问题的处理更多倾向于要承担责任。这也是一种模式。我不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人更不懂得怎么原谅，我甚至认为由于中国文化，大家对特权阶层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种认可。就是说，你可以特殊化一点点，你可以多占一点，但是你不能够过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人比其他的民族更善于原谅。"

吴思认为，如果中国走类似于德国一样，能够尊重历史真相的道路。社会中的许多元素都可以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动力，包括家长、媒体、知识分子、教师都能成为这种动力的一部分。"人心都有向善的力量和求真的力量，比如说媒体。谁愿意满篇登的都是假话呢？哪个父母愿意骗孩子呢？如果不及利害关系的话，很多官员也会希望，比如他当父亲，他肯定希望跟孩子说的是他所了解的，最准确的历史。"

作者：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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