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随著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不断发展，过去在中国深耕发展的跨国供应链，正在进行重构。而自2018年以来，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面对美中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关税优惠和看好新兴市场潜力的情况下，许多原先在中国的外资开始转移到东南亚，而泰国更成为中资企业首选的目标。

长期以来，位处美中之间的泰国，一直在寻求各方的投资，也已拥有一部分的制造业产业链。而随著近年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泰国已吸引比亚迪等多家中国汽车制造商进驻，中国对泰国的直接投资更呈上升趋势。

旅居泰国的台湾新创企业家罗聿向DW表示，之前有中国河北省、江苏省等地的多家企业都想来泰国设厂，并因此与他接触。他陪同他们到泰国的工业区考察，而这些企业主透露，受到中美贸易战冲击，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工厂没什么订单，“他们被迫迁移到国外没有（关）税（的国家），所以才来泰国（投资）”。

据DW了解，这几家公司是科技产业链中的中下游厂商，包含了总部设在江苏苏州和无锡的一些公司。而这些公司与中国A股与台股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有关联。另有一家是位于中国河北省的家俱公司。

经过多次考察，虽然不熟悉泰国的语言文化和法规依然是问题，但只有一家公司最终放弃了泰国的投资计划。当中进度最快的中国业者，7月底已准备在泰国注册公司商标，“他们跟著客户搬到泰国来，所以不需要开发（新）客户”，罗聿说。

中资企业为何青睐泰国

对包含台商在内的许多外企来说，东盟首选的投资对象是越南，但中国企业主对越南的顾虑就比较多。除了当地的基础建设和服务是否到位，包含地缘政治风险、是否会有“排华”等争端，都成为中资企业投资时评估的重点，而这也是泰国的相对优势。

《日经亚洲》6月14日曾报道，根据泰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去年再度成为泰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2022年的贸易总额达3.69兆泰铢（约1060亿美元），占泰国贸易总额的18%左右。

泰国政府投资委员会 （BOI） 在7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2023年前6个月外资直接投资的申请总额达到了3040亿泰铢（约90亿美元），年增率达到141%。而中国是泰国今年上半年最大的投资者，投资项目总价值达到了615亿泰铢（约18亿美元），新加坡和日本紧随其后，投资额分别为590亿泰铢（约17亿美元）和353亿泰铢（约10亿美元）。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该校南向办公室主任陈尚懋向DW表示，在供应链安全议题逐渐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原先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开始外移到所谓的“北东盟国家”（即中南半岛），包含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与缅甸等5国。

然而，东盟各国的发展程度不一，对于企业而言，也会有不同考虑。陈尚懋解读，由于柬埔寨跟老挝比较落后，基础建设还有一些问题，所以从中国移出的外资企业，首选都是越南、缅甸或泰国。

但缅甸有国内政治的因素，而越南跟中国有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争端。相较之下，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央的位置，先前军方执政的泰国政治相对稳定，基础建设也其他两国好一点 ，“所以泰国成为中国大陆外移企业的首选”，陈尚懋说。

罗聿透露，来找他协助在泰国设厂的几位中国企业家，都有去越南考察过设厂的可能性，但最终仍考虑泰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越南的基础建设相对不如泰国，例如工业区的排水良好与否，可能会引发厂商担忧。此外，泰国人民对中国企业较越南友善，不用担心“排华”风险，更是重要原因。

对于依赖成熟且低价劳动力的成衣业来说，有大量国际级设计师和本身就有泰丝文化的泰国，即便不是在中国广东省做成衣业的台商林承战优先考虑的设厂国家，泰国仍有其相对独特的优势，“泰国比较适合做为成衣业的研发中心，而不是生产基地”， 他说。

专家：外移东盟是长期趋势

对于在中国已发展多年的外资企业而言，要放弃中国的供应链，并非容易的事情，但专家也认为这已是长期趋势。陈尚懋认为，对于在中国投资的台湾企业来说，外移的现象不是从2018年才开始，而是一个长期趋势。

他指出，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软著陆”，产能开始过剩。而到了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2020年的疫情封控，让许多在中国的台商，以及其他的外资想往外移出。此外，自2022年以来，随著全球政经局势开始变化，全球开始出现“反中”的氛围，这也是企业考虑的原因。

对此，负责新兴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整合研究，台湾经济研究院第九研究所所长谭瑾瑜对DW表示，今年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的生效，会深化中国跟东盟之间的合作，经贸合作会更密切。加上美中竞争的持续，一些产业会调整他们供应链，“不管是移转，还是迁移都已经在做，这是从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到”。

她认为，中国跟东盟的产业关系“也是一种结构再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一个很明显的案例是中国上半年的出口衰退3.2%，但中国对东盟上半年的出口却是成长了1.5%。同时，中国在东盟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电子电机设备和部件，这类商品年成长23%，这都是很明显的趋势，“（23%）其实是很大的（成长）”。

谭瑾瑜说，疫情之后供应链渐渐变成区域化生产，而东盟在美中竞争的过程当中，本来就受各界亲睐。美国在贸易战之后，更大幅增加了对东盟和印度的直接投资。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在6月进行的调查，受到监管方面的障碍、政治化因素影响，欧洲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大降。四分之三的企业重新考虑过供应链策略，12%则表明已将部份业务撤出中国。

留在中国更好？

但企业对于外资企业移出中国合适与否，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林承战不认为东盟或印度可以取代中国的生产基地。同时，由于亚洲四小虎，即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等国的工资，不一定比中国低，而且可能高达台湾的六成左右，“泰国完全不是我们工厂去的地方”。

谭瑾瑜也认为，“（中国）市场这么大，外商不太可能会放弃”，若是说供应链要完全移出中国，“这样也太武断”。她解读，现在国际趋势是“In China, for China”，即“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的内需市场蓬勃发展，就有更大的市场潜力。

谭瑾瑜说，中国的工业区有很多“一站式”的服务，提供包含整地在内的前置作业，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非常方便，但其他国家未必有这样的配套措施。“（企业）如果要到越南或是印度（投资），这些都要克服，资金上就需要比较大的基础”。

在中国，所谓的“一站式”服务，台湾称为“单一窗口”，指的是负责管理的政府部门，提供投资企业一系列的优惠服务，通常包括协助园区内公司办理工商注册、投资审查、土地过户、检验检疫、进出口审批等，有时还会有其他的政策性优惠。

此外，中国的供应链成熟，企业可以快速对接所需要的供应商和客户，也是东南亚或印度目前仍无法取代的优势。例如在广东生产时出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找其他公司配合时，“我可以在10分钟路程内，就找到我需要的公司”，林承战说。

因此，林承战并不赞成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了追求低廉劳动力和关税优惠外移。他反而认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更为重要，“我有些（成衣业）的朋友已经外移到非洲了，我都问他们，那你们下一步要外移到月球吗？”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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