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当初的加害者都指名了，但是也没有什么用，他们也没向我们道歉，只是李登辉讲了一句话，后来的总统讲了几句话，这样子而已。”高一生的儿子高英杰向德国之声这么说。

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在5月28日举办《高一生狱中家书》新书发表会，高英杰提到自己的父亲在部落中仍被某些人视作匪谍、贪污和破坏部落者感到心痛。

虽然他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已经让他“很满足”，但还是有些可惜之处。他说:“不像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方式，或是南非那种对话的方式。”

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副主委叶虹灵向德国之声表示，像高一生这种50年代的案件，高层军政首长或军法官大多都已凋零。就算找到了，如果对方表示，自己只是在当时国家体制性暴力下“依法行政”，相关责任归属和追究也相对困难。

她说:“过去为什么都是由国家元首出面，因为就是政府一体，由它来继承这些权力，从政府代表的角色来为过去犯的错道歉。”

高英杰提到在新书翻译的过程中，他一直请父母亲放心，但提到因为父亲遭迫害而改变一生的大姐高菊花，他仍感觉到相当遗憾。他表示:“她说政府叫她做什么，不愿意做的事情她也做了。”

许多人都听闻过，申请上哥伦比亚大学的高菊花成为歌厅红星“派娜娜”，并接受情治单位交换条件只为营救父亲的传奇故事。

但大部分的人却不知道，最后回到部落养病的高菊花晚景凄凉。染上酒瘾的她与一些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而高英杰则因为了解姐姐的苦，选择体谅并协助她。

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陈俊宏表示，“原住民族的受难经验、以及其中存在的结构性暴力”，很难用转型正义中的“追溯补偿”和“真相调查”。

他也提到，人权博物馆深入部落举行座谈和行动展览，希望由下而上“聆听部落声音”，并需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和“原著民委员会”一同努力。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婉窈则表示，“历史正义”和“转型正义”不可混为一谈。

她说:“转型正义很具体的定义就是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过度到自由民主社会的期间，如何把在专制独裁体制之下国家机器被滥用对个人造成的不公不义如何去反省与矫正，如何去建立一个稳固的自由民主社会。”她认为台湾“还没到那个地步”。

台湾转型正义困局

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丞仪日前撰文，批评促转会针对加害者调查不足，大多专注在搜集档案和制作“资料库”。

他写道:“国家设立促转会，是要朝向全国人民说明：到底这个国家曾经做过哪些滥用权力、破坏宪政、压制反对声音、迫害人民的事情。厘清侦审流程，知道这些人的姓名，然后呢？我们可以很具体地指出他们哪里错了吗？”

促转会副主委叶虹灵认为，台湾过去对加害者的理解不足， 如何界定“加害者”不容易。她以像高一生的案子为例表示，层层的军事审判流程中，有的军法官为了力抗蒋介石要重判，跟蒋来回四五十次，但也有某些人高度集中死刑判决。

她说:“加害者有很多处理的方式，究责的方式。光谱的另一端是刑事追诉的责任，有的国家会实施的选项可能是人事清查，有的可能就是历史揭露，就是不做任何处置，点名这些人。问题是，台湾要走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得先把前面那一步整理出来。”

她强调不可能用“一刀切”的方式处理，资料清楚整理后，“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层级，可能权力越大要负的责任越多的话，都可能有不一样的的处理方式。”

至于黄丞仪批评促转会业务“零碎化”和行政“官僚”，并呼吁促转会寻找一个“建立真相”的模式，“让台湾社会冷静地思考：如何在民主体制下检讨过去的国家暴力？如何确立台湾的共同价值？”

叶虹灵表示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让促转会不会“迷失在执行的细节”，促转会未来一年也将致力于社会参与，与各界进行更多的对话，而不是让转型正义变成“政府内部的行政过程”。

德国经验他山之石

柏林洪堡大学历史教授、波茨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萨布罗夫（Martin Sabrow）曾经在2017年春天到台湾，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转型正义的演讲。

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表示，转型正义工作复杂、档案记述与当事人记述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当事人事后当然会试图淡化自己在专制体系中的参与程度，还会转变观点。

他说:“德国统一后，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档案可信度的问题。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会发现档案并没有讲述完整的历史。”

他也质疑，档案的挖掘、梳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正义？“毕竟也有许多档案在剧变时代被销毁或者遗失了。这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转型后的前东德地区因此始终存在着种种冲突点，不利于社会成员的共处。”

他以东德著名的民权人士轮斯菲尔德 (Vera Lengsfeld)为例。在德国统一后，她从档案中发现自己曾经丈夫监视。她亲口对萨布罗夫说：“要是这没有被发现，也许我们还依旧生活在一起。”

这句话让萨布罗夫反思，对真相、平反、正义的诉求固然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也应该有其边界，对正义的诉求本身，也会在后专制时代的不正义、不平等中，流于表面。

萨布罗夫认为，透过整理各方档案的确可以协助梳理历史，揭开专制政权的内幕，但是也要注意“减小附带伤害，关注梳理工作本身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

他也提醒，转型正义不是用来打击政敌的手段。他说自己在2017年到台湾考察时，有点不安地看到民进党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试图通过以往党产议题来彻底摧毁当今的国民党”。

他认为，应该回归让选民去决定，并说“台湾、德国等民主已经立稳脚跟的社会，能够容得下一个至少曾经代表了近半民众的政治党派。否则，我们很快又会滑入带有专制面孔的‘胜利者正义’误区。这是我们一定要极力避免的。”

他最后强调，“我们必须要展示出：民主制度不是因为使用了和专制相同的手段而更加优越，而是因为比专制体系更富有良知。”

向和解的未来迈进

回到高一生新书发表会的现场，他的次子高英杰表示，父亲曾于信中写道“我的信要保存下来，寂寞的时候看看。”当时父亲书信是家族里唯一的安慰和支撑，如今能有此机会将家书搜集成册，非常感动。

他在现场也以日文清唱道：“你不在的家乡，春天会褪色”向在天上的父亲表达“我们做到了。”

协助校订译文的白色恐怖受难者蔡焜霖，则细数着身处时代转换的同感，家书中对于家人、邹族以及台湾社会所透露的爱，在当权政府眼里即是罪，期望转型正义的时代，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过去的苦难。

如何从大量复杂的档案中理出一条属于台湾价值的正义观，并在过程中纳入更多受害者与家属，甚至是加害者的对话，并以“共处”和“良知”为目标继续深化民主? 这是台湾转型正义接续的路上最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