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星期五开幕的中共十六大时，时代周报记者把江泽民比作德国的前任总理施密特。施密特任联邦总理之前，先有阿登纳总理把战后德国纳入了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后有勃兰特总理推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缓和紧张关系的“新东方政策”，所以施密特执政期间在政策上没有大手笔，只注重保持现状。江泽民也一样，先有毛泽东的荒谬和极端政策为鉴，后又有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为基础，所以不可能有大作为。

生物基因专家陈章良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对共产主义的一大贡献。共产党员可以拥有房子、土地和企业，第一次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这是中共的一个里程碑。

歌手崔健认为江泽民在人民心目中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领导人，没有人惧怕他，这是一个进步，但他也是一个要人民听命于他的舵手。崔健说，只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他的怨声就不会停息。

由于谈话对象是文化界人士，记者自然问到了中国文化自由问题。王朔说，这里有一个与什么时代进行比较的问题，他认为，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的八十年代是文化最为自由的时代。他列举了当前的一些创作禁区，如文化大革命只能作为一部作品的背景，但文革的事件却不能描写叙述。另外，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题材，尤其是西藏和中国西部的伊斯兰教等问题，也同样是禁区。陈章良说，从整体上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在这方面，互联网起到了作用，日益改善的生活也使更多的人得以参与文化生活。

在全球关心的全球化问题上，王朔的感受是，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化。他说，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中国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工厂，但却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已依赖于全球化。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生活在封闭之中，自满傲慢。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人首先要克服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态。

但是，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好处。王朔转而以自己的经历说，由于中国盗版盛行，作家已几乎无法靠作品的正常销售所得生活，但是中国文化人抱怨再多也无济于事，只是在外国企业遇到这类造假的问题时，中国政府才试图以法律措施来改变这种状态。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法律上的进步都是在外国压力下取得的。

时代周报记者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也就是说，是否存在着不同于欧洲和全球价值观的“亚洲价值观”？

歌手崔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去年对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时说的一段话。哈伯马斯说，“亚洲价值观”是一种官方的哲学，也就是要求个人从属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崔健认为，这种趋向在日本和朝鲜更为明显。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如果单独问中国人，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下。年轻的一代更是如此，今年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价值真空状态。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时代周报记者以过去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为例，反问道：过去这两个德国能共存，为什么中国大陆与台湾就不能共存于国际社会呢？

王朔认为，台湾问题不能与两个德国的问题等同起来，因为分裂的原因不同。德国分裂是美国与苏联的一场政治交易造成的。而台湾的分离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互相了解，他们之间的个人纠纷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政治冲突中。

陈章良说，大陆上的中国人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按照这种教育，台湾是大陆的孩子，而过去东西德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关系。中国人反对家庭分裂，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孩子。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