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小平挥笔圈地，广东、福建沿海五处入围。同样是沿海有着悠久商贸意识的地方，却没温州什么事。然而温州人不以为然。不久，中国就传说，温州个体经济猛烈发展，出现了“剥削现象”。还有传说：小平说，温州的事，看看再说。

深圳珠海引进来，而温州人更多的是走出去。于是，上海、北京、广州，到处出现了温州发廊，温州装修个体，温州小饭店。那是个创业的时代，一切都显得很小，很低档。

温州人不光走遍中国，他们也大步往外走。他们走向巴黎，在那里大搞让香港人念别了字的所谓“皮草（革）业”。90年代初，德国刚统一不久，柏林中餐馆一下子从几十家猛增到400多家。一家温州餐馆的年轻老板对记者说：现在广东人不行了，温州和青田的少壮派才真的能干。就是这位少壮派老板，几年里在柏林就开出了4家餐馆，有的到半夜还宾客盈门。

90年代初，小平最后一次挥笔，落毫于上海浦东。于是，干瞪眼了十多年的老商业城几乎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上海、北京变了模样，本来没温州什么事。可是，新世纪之初，温州人却大模大样地出现了。据称他们坐着大巴，走哪打哪，一幢一幢，一片一片地买下大楼，房产。倾刻之间，全中国谈“温州买房团”色变。

新世纪之初，四个温州人，中餐馆老板，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旁的诺伊斯圈下了一幢玻璃大楼。一年多，他们未能招成商。但他们没有放弃。中国招不成，他们便求助于意大利开出上千家服装厂的老乡们。老乡们来了，这幢大楼火了，在那一个个地摊式的纺织品批发门面里，人流穿梭。据称一个铺面的入门费从1万欧元涨到了9万，看来是大大夸张了，但那股劲头却是显而易见。

于是他们走向法兰克福（开出了三个中心），走向柏林，在诺伊斯又要开出第二个、第三个温州纺织品中心。一位温州老板骄傲地对记者说：我们温州人在意大利，亿万富翁（他扳起手指点了一下）共有四位，千万富翁那是数都数不清了。

在诺伊斯开第二第三个温州纺织城的意图不是那么顺利，生意淡了，人流稀了。房东还大发其火：房客们既然交了房租，凭什么还要收什么“入门费”！

生意淡了也好，老板们的话里有水分也好，但是总让人感到一股劲头，一股闯劲。勇往直前，胆大。同样，在中国买房的温州买房团们，他们哪来的那么多钱？也许东拼西凑，买了一个首期，再买一个首期？卖得出去，钱就赚回来了，卖不出去，那不惨了吗？但无论如何，总让人有那种感觉：温州人就是敢干。中国不是有句话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9月16日，在西班牙的鞋城埃尔切，温州人搞的中国鞋城让当地抗议者（中的坏蛋）给烧了一把火。温州人再次引起了中国和世界华人的注意。且撇开纵火者的犯罪因素，我们换个角度看看，我们看的是温州人。

有的人说：他们敢干，他们勇往直前，所以他们能发财。有的人说：温州人就是精明。有的人说：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一味的蛮干，不顾一切身前身后。倒下了再爬起来。应该批判呢，还是检讨呢，或是应该赞扬呢？

是黑是白，是善是恶，恐怕一时很难说得清楚。勇而无谋，通商而不通法，顾眼前而不顾长远，从具体上看，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事情不也应该换个角度再看一看吗？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温州人是当前中国人的代表形象（可能有许多朋友会大叫冤枉）。因为：从实质上看，中国所处的是资本积累的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无序，就是敢干，有时候甚至是刺刀见红，甚至是不计手段。我们读过的左拉，或巴尔札克，或杰克.伦敦，那时的资本积累，不就是那样的残忍，那样的无序，那样的大起大落吗？

记者曾经翻译过MAX杂志上海专刊的引言，作者是这样说的：“ 上海似乎已经没有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任何界限，没有道德，没有社会良心，没有押罐费，只有现代资本主义那咆哮的三维：更快，更富，更多。这种原始力量是令人着迷的，振撼着我们深至骨髓。”还有：“我们也看到那许多年轻的、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渴望经历一切的代表们，他们给这一片混乱赋予了人的面孔。他们拼命似地，如饥似渴地冲入这让我们头晕目眩的全新的世界。他们带着快乐，也带着残忍，把我们在西方称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东西远远地扔掉，让我们目瞪口呆。”这些话，没有结论，但说到了点子上。再说了，许多事情都不需要结论。歌德先生让那浮士德博士在魔与人之间徘徊时，不也认识到：“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吗？

在人与魔之间的徘徊，最后是人性战胜了魔性。那是歌德的理想。但也是历史走过的路。而今的中国人，尤其是温州人，十分接近那位浮士德博士。

上海是中国最“疯狂”的城市，但它只是比中国其它地方更“疯狂”一点儿，走在了前面一点儿；同样，温州人是中国最“疯狂”的人，但他们也只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人更“疯狂”一点儿，“过”了一点儿。这种疯狂，说到底只是一种时代现象。

当然，“疯狂”的过程总会有坏的东西“过”的东西伴随。这些坏的东西，要整顿，要处理，有时甚至要用法来约束，同时，要“疯狂”者自己在失败和失误中去学乖，学聪明，学会温和，学会文明，学会稳。

当“疯狂”与“沉稳”相遇时，当发展中和发展后碰头时，冲突恐怕是难免的。西班牙人虽然在欧洲不算很富，但总已经是站在富人圈里了，那里不再需要“疯狂”，人们多求“稳定”。于是，温州人来了，于是，不让你稳定了，于是，冲突发生了。你说，你们西班牙人也学着去“疯狂”，去竞争啊。那也会的，在一定的刺激下也是早晚的事。但那毕竟是后话。

西班牙温州鞋城事件似乎也是一个稳定的世界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个崛起的世界冲突的缩影。对社会来说，重要的是趋势。对个人来说，重要的往往是结局。浮士德们或许会逐渐战胜魔性。但也许你这位浮士德恰恰被压在历史的轮下。假如你的魔性化解得太慢了。

那位柏林的温州餐馆老板，他的四家饭店后来都关掉了。原因是，他“闯”过了头，据说买通了柏林的警察，“进口”了几十个老乡。但现在听说他“出来”后，也进入了上海的温州买房团。

含有罪恶也好，含有过头也好，含有愚蠢也好，含有沉痛的教训也好，所谓“温州现象”，不也是世界发展的动力所在吗？

（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