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马斯从六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开始之际就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批评。几十年来，从六八年学运到声援社民党以科尔为对手的选战，再到最近发起批评美国伊拉克政策的欧洲知识界大讨论，哈伯马斯是德国在政治上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

哈伯马斯是以思想家和学者的身份参与政治讨论的，他认为对政治与社会的不良发展提出批评是一名知识分子的职责。哈伯马斯虽然在党派政治分野上属于社民党左派阵营，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御用文人”。他说：“国家政治有被降低为被迫顺应保持经济竞争地位的需要的倾向，政治因此被认为只是对此进行或多或少的聪明管理，这种倾向剥去了政治讨论最后剩下的一点实质内容。”

哈伯马斯像是政治沙漠中的先知，他的警世明言常常遭到人们的嘲讽。他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领袖，这一学派认为科学与哲学就是应该有实际的社会之用。哈伯马斯在七十年代尝试用自己的学说征服美国，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勇气可嘉，但对称霸美国哲学界的所谓“分析哲学”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挑战。在美国，人们习惯性地把欧洲的思想家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认为欧洲人的哲学更是一种世界观，例如“存在主义”和“批判理论”，它们的确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在当时美国的知识界，主流的观点是主张精神与权力的分开。而偏偏哈伯马斯在这时杀了出来，他恰恰是要否定这种精神与权力的分离，要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而且这还不够，他还声称这样做其实是把美国知识界的这种倾向发挥到极致。

哈伯马斯于1961年发表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让他在学术界开始扬名。在这部著作里，哈伯马斯有意识地使用了大量英美学术界的文献，以便为本来是德国的讨论带来新的国际视野。早在这一时期，他就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公共领域是民主的媒介，公共领域的意见和意志形成就是民主的文化。这种意见的交换当然应该是在没有外力强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哈伯马斯称之为“不受统治的对话”。哈伯马斯认为，说话是行动(德文：Handeln)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语言决定了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决定了我们如何认识他人和对待他人。哈伯马斯进一步追问人与人交际过程的社会条件，并把它称之为“交际行动理论”。

为什么人与人要相互交流？人们期望通过交流得到什么？交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了哈伯马斯的主要研究着眼点。哈伯马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而一些基本结论早在1968年的“ 知识与趣向”中就已经酝酿成型。知识界的一个普遍信条就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而哈伯马斯则说，任何一种认识形式，任何一种思想与研究方法都是一种感知过滤器，它把现实按照我们的态度进行一番预先的安排，这一安排是双重意义的，即态度作为我们对事物的一种预设看法，而我们观察事物时就象是在照相，要有焦点和景深。我们的对现实的态度隐藏在我们研究方法之中，哈伯马斯就是要发现这些隐藏其中的态度。

虽然科学并不是真的百分之百价值中立，但是科学也不能提供生活的帮助，这是哈伯马斯反复强调的，也是他和他的思想对手尼古拉斯.卢曼少有的相同的见解。不过，哈伯马斯认为，科学能告诉人们成功的生活的先决条件以及哪些情况会妨碍成功。因此，哈伯马斯经常参与到政治讨论中去，例如对海湾战争、基因技术或者甚至直接参加反对科尔的政党竞选，这在德国学术界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可惜的是，施罗德把哈伯马斯的有关民族国家、欧洲和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的思想庸俗化和表面化了，从而失去了将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百科全书式的智者纳入德国社会改革思考的机会。

无论是哈伯马斯的浩繁著述还是他的言行总能动员一批读者参与到激烈的讨论中来，而这批读者代表了公共领域中最为活跃的头脑，他们让当政者感到敬畏，他们仿佛是民主大餐中的盐。在媒体时代能有这样一批读书和思考的人，这其中有着哈伯马斯的贡献。

哈伯马斯在75大寿之际得到的大礼是“京都奖”，这是意义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国际学术大奖。京都奖（Kyoto Prize）由日本稻森基金会授奖，该基金会由日本著名技术集团京瓷公司(Kyocera)创始人稻森五雄于1984年出资建立，奖励在艺术、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与技术上的杰出人士。哈伯马斯是获得京都奖的第二位德国人,德国印欧语专家保罗.蒂默(Paul Thieme)在1988年曾获得这一奖金为40万欧元的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