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1948年在巴黎联合国大会上宣读"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全新的事物。世界各国首次拥有了一个普世的、对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适用的价值体系，"第一章：……所有的人从出生之日起就是自由的，拥有同样的尊严和权利。他们拥有理智和良知，应该相互以兄弟手足之情相处。"

用30章的篇幅，联合国大会宣布了有哪些经典的自由权利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一开始，这个宣言是没有法律的铁定效力的，但它今天已经成为所谓国际习惯法最主要的表达。但这些权利今天实现了吗？德国人权研究所是从那时至今在世界各地诞的许多人权研究所中的一个。所长海纳.比勒费尔德谈要求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对人权的侵害始终存在着。世界并没有变好，人类并没有变好，但从政治上处理人权侵害的可能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这种政治处理今天在许多人权协定的基础上展开。联合国系统内的人权机构和标准之运作无疑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成就史的组成部分。两大基础文件得以开发，一个是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条约，一个是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约。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权利诉求、意识塑造和人权对话的协定。

尤其是自从1993年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以来，许多事情得到了跳跃式的进展。人权得到了升值，成了联合国整体工作中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维也纳欧盟基本权利机构主任莫尔通.凯鲁姆认为，这带来了世界范围的成就，"1990年时我们有监督和维护人权的5个机构。1990年时还只有5个这样的机构，而这是就全世界而言！今天我们有100多个。而大多数座落在欧洲之外。我估计，今天在欧洲也许有10个这样的机构，而绝大多数在非洲、亚洲或者拉丁美洲工作。他们在那里要说的话明显要更多。我们认为：对人权的争论尤其是在欧洲以外上了快车道。10年后事情才回到了原地，我们今天得以惊讶地观察到，我们的法院和政治家忽然公开地谈论人权问题了。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2001年9月11日以后，许多在那之前被普遍认可的人权观念出现了滑坡：美国违背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意志，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委托的情况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绝对禁止刑罚的反其道而行之；或者蔑视国家保护功能的做法，把恐怖嫌疑人递送到没有刑罚禁令的国家去。比勒费尔德认为，德国也受到这类问题的牵连，"一个可惜表现出了退步的领域是安全立法领域。没有人对反对恐怖主义提出异议。但事实上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象德国前外长约什卡.菲舍尔在9－11后说的，不能有一种所谓的恐怖折扣出现，即为了对恐怖主义斗争给人权打的折扣。"

与反恐怖主义措施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有对人权的具体侵害，而且西方国家集团的可信度也受到了伤害。比如在新的人权理事会里。在那里，西方国家在表决权方面现在成了少数派。此外，对西方双重标准的指责越来越多，而对不太民主的国家和它们的人权问题的道德压力明显减弱了。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不久前在柏林一个人权会议上说，作为联合国人权政策政治决策机构的人权理事会也是对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挑战，"我们知道它的建立建全的难度，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也必须让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我们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们的看法始终是，人权理事会是一个比前身人权委员会更强大的机构，它是否会更强大，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我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要为这个目标努力。"

跟今天相比，60年前的这个任务要好完成得多：当时对20世纪大惨剧的震惊还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由是把当时的各国政府联合了起来。当时全球有56个国家为约20亿人工作。而今天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和许多观察员国。世界人口增长到了约70亿。气候变化，全球化，粮食危机，恐怖主义，威胁人类的瘟疫，人类面对着许多生存危机，在这些危机里，所有人的利益和他们的普世权利与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由于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在科学家、德国人权研究所所长海纳.比勒费尔德眼里，世界人权宣言和它的普世有效性是不可言弃的，"有了它，我们有了一个诉求的基础，我们有了一个可以提出我们的不满的地址。我们有各种机构，有的工作得好，有的差一些，它们在为这些问题工作。我们尤其是有着公民社会的申诉机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人权监督组织，和其它许多。假如我们设想一下，所有这些机构都不存在，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的不公正面前就会更无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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