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每年六四，维园的烛光不只悼念六四死难者，也感动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参与公民社会。教师在校园内扮演重要角色，向年轻一代承传这段历史，不少学校更会在周会讲解六四，甚至举办全校性纪念活动。

不过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亲北京阵营在学界掀起“文革”，鼓励学生丶家长匿名举报老师，至今逾260名教师遭投诉，部分人不获续约甚至被“钉牌”（取消教师资格）。2020年7月国安法实施，学界更是人人自危，香港教协上月调查发现四成教师有意离开教育界，当中七成人表示是因为政治压力日增。

今年是国安法下首个六四，有教师在压力下噤声，也有教师冒险打擦边球。德国之声在六四前夕访问五位来自不同中学丶任教不同科目的香港教师，他们都表示担心安全，要求使用化名。

德育主任：避提敏感词  宗教角度切入

“通识科所有六四教材已经销毁了，上课不会讲，学生问起也要点到即止，图书馆的敏感书籍也处理掉了。”通识科老师Carmen（化名）说。她受访时也一边在清理办公桌上的政治敏感物品，包括敏感电影《十年》的影碟，和“好人一生平安”丶“我要真普选”标语。

政治变成禁忌，但其实在她所任教的基督教中学，多年来都非常重视六四历史承传。Carmen说每年六四前后的周会都会播放相关新闻片段，并有老师分享经历，前年六四30周年在校内设置六四展览室，借用支联会提供的资料做展板，不少老师也展出各自收藏的六四剪报丶传单丶刊物等。

国安法下，学校突然从自由丶公开的气氛，变成什麽都不能讲，她说同事们都很不习惯，还是希望能做点事纪念六四。“大家都知道不能讲，但又不甘心不讲，不能当没事发生过，要对得起自己良心。”

Carmen任教超过10年，兼任德育及公民组组长，负责全校的德育活动。她在六四前主持该组会议，和管理层商讨后一致决定六四还是要讲，但改为用最温和的宗教角度切入——取消早会，改用校内广播的形式，由牧师带领全校祷告纪念32年前的今天，也为受伤的灵魂祈祷，祷文内自我审查掉民主自由丶武力镇压丶流血等敏感词。“我们怕有学生拍片丶录音笃灰（举报），广播是最不留痕迹的方式，而且祈祷的时候学生应该也来不及拿手机录音吧。”

他们如此害怕，是因为过去一两年学校收到大量投诉，多名老师被匿名举报，惊动教育局发谴责信，有学生更打印某位老师在社交平台2019年至今的帖文作出投诉，“但其实那位老师只是转发新闻，没有写任何个人意见，也被这样对待，我们看在眼内当然觉得很恐怖”。

Carmen坦言师生之间已经失去互信，自己每天上课都提心吊胆，处处防备学生，在社交平台也只会风花雪月，避提时事，“有些同事甚至删除师生的WhatsApp群组，不能留下任何纪录”。

在巨大政治压力下，她学校约有10位同事将在下个学年离职甚至移民，而留下来的她，只能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但她直言教学空间越来越窄，香港很快会和内地看齐，“过两年可能连‘六四’这两个字也不能提，只能说成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历史老师：口述10分钟  删片删图免留把柄

在良知与安全之间还能否找出一线空间？这是很多香港教师的疑惑，执教鞭30年的Chris（化名）今年也在试探底线：“六四大是大非，讲是一定会讲，这个不用挣扎，但讲多少丶怎样讲，就要想很多。”

他在一所天主教中学任教历史科，课程内的现代中国史单元，涵盖改革开放至千禧年代初的历史，香港史单元包含主权移交前的过渡时期，两者都触及八九六四。尽管公开试不会考，“考评局一定不敢出题”，但他过去每年都会用一整节课教六四，“一来是公民教育，二来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香港，这都是一段重要历史，学生不能不知道”。

多年来，他认真准备关于六四的教材和投影片，会播放影片，内有解放军进城的画面和枪声，也会展示当时天安门集会丶镇压后北京街头等的历史图片，以及天安门学生的绝食宣言等。

今年国安法下，六四议题要低调处理。Chris说上周刚好教到改革开放和六四，他自我审查教材，删除影片丶图片丶宣言，投影片只剩下文字，“很多东西用口头讲，不留任何‘罪证’”。

以往会讲一整堂课，今年浓缩到5至10分钟，简述前因后果和重要人物。他说这种妥协是另一种坚持，形容自己在打擦边球：“最安全当然是完全不讲，就算讲也紧跟官方讲法，解放军没有杀人丶只是维持首都秩序云云。但我坚持要讲，还介绍了学运领袖如吾尔开希丶柴玲丶王丹，至少让学生在课堂上听过这些人，以后他们在媒体中看到这些名字，会有认知和兴趣。”

事实上，他这样做很冒险，因为本身就有“案底”。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在社交平台帖文表达反政府立场，遭校外亲中人士投诉，他因此失去部分教学职务。经此一役，他有想过离开是非之地，但仍抱着“尽做”（尽力而为）的心态继续教书，“那条红线不断飘移，我会去到界线内最尽的位置”。

然而冒险终究有底线，今年初全港公务员被要求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包括官立学校教师，Chris表示一旦全港教师都要宣誓，他就会辞职。“宣誓之后，什麽都可以被说成是违反誓言。现在我还可以打擦边球，被投诉最多是钉牌丶失去教席，但违反誓言是刑事罪行。”北京官员点名香港教育界要“正本清源”，他认为宣誓令来势汹汹，估计一年内会发生，“到时就真的没办法坚持下去，enough is enough”。

中文老师：隐晦带过也是一种象征

对中文科老师Adrian（化名）而言，现在已到了enough is enough的地步。他月前卖楼筹备移民，近日忙于收拾行李，暑假就会举家移民英国。

今年是他离港前最后一个六四，六四前两天，他还在踌躇当日上课要讲什麽。他一边想一边对记者说：“可能我会讲：今天是5月35日，中国什麽都没有发生。又或者：黑白可以被颠倒，但流出来的血要记住。”当了老师20年，他第一次要为六四设计隐晦的台词。

六四那年他读高小，耳闻目睹当时的情况，当老师后自觉有责任传承这段历史，每年六四都会花半节至一节课谈八九民运，播放纪录片和分享个人感受。他说这并非中文科课程的一部分，“但有些东西比课程更加重要，做人要明辨是非，黑白分明，如果六四没有人讲就不再是历史”。

今年白色恐怖下不宜再讲，Adrian原打算暗喻两句轻轻带过就算，但思前想后，他担心下一代会淡忘历史，还是决定在高中的课堂上花10分钟教六四，介绍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并分享两首刘晓波的新诗《给十七岁》和《站在时间的诅咒中》。他直言这个决定要鼓起勇气，但无愧于心，“好像一个仪式丶一种精神丶一个表态，表示我仍有良知丶没有遗忘历史，这也是一种教育。”

国安法是教师头上一把刀，他感到愤怒和无力，但仍相信人民的信念可以承传。“政权可以剥夺外在丶仪式上的东西，但蜡烛仍在心中，你不能夺走我们的记忆。现在老师的身份有限制，但我也是一位父亲丶别人的朋友，可以用其他身份去讲。”他认为六四历史的承传会趋向个人化丶家庭化，甚至海外化。他顿一顿道：“只要我还活着，每一年六四我也会悼念，会跟子女讲。明年六四，我会和家人在英国点蜡烛。”

通识老师：战胜心魔  上课照讲

香港教育界风雨飘摇，通识科老师Liz（化名）仍选择留下，是因为校情。

她在一所历史悠久的传统名校任教了10年，她说所属的学校校风自由开放丶百无禁忌，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收过一些投诉，但相比其他学校算很少，管理层仍给予前线教师很大空间。她坦言自己身在福中：“我学校是极少数丶是异类。”

该校校史室收藏了1989年的剪报，当年六四全校老师登报谴责北京屠城。每年六四前后的周会，曾参与登报的资深老师会上台分享经历，并鼓励学生认识历史。今年国安法下，六四周会不再进行，但除此以外，学校并没有限制教师的授课内容，维持较大自由度。

但国安法制造的恐惧无远弗届，Liz说校方没有施压，但自己有心魔：“讲什麽都可被视作煽动，老师会因为一张工作纸被钉牌（取消教师资格）。我也会怕被学生笃灰（举报），怕收到投诉会连累上司和同事。”近月建制派议员甚至倡议在课室安装闭路电视监察教师授课，她苦笑道：“其实何需装cam？我们已经在自我审查了。”

通识科课程的政治参与单元和现代中国单元，均可触及六四议题。Liz往年会播放六四影片，并刺激学生批判思考，例如经济起飞但政制倒退是否可行的模式丶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等。她强调，身为通识科老师“不是要强迫学生去纪念，而是一起讨论历史，训练思辨能力”。

恐惧之下，她经过连番挣扎还是决定上课照讲，但不会播放影片，会根据不同班级的互信程度来拿捏尺度，例如中五的学生则思想较为成熟丶师生关系更密切，才可放心讨论，“既然某些班别还有空间聊，就要很珍惜，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做法有一定风险，但她认为若不开展六四话题，就等于“认输”。“这不是承传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老师，我有责任捍卫学术自由，捍卫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发问和讨论的空间。如果六四这件事摆在面前都不可以讨论，我应该执包袱，不要再做老师了。”

通识主任：全面噤声  用别国例子传递价值

同样任教通识科，但拥有20年教学经验的David（化名）则表明不会冒险，今年在课堂上绝口不提六四，因为风险太难预测。他说：“国安法很不透明，破坏法治，这几天传媒不断追问高官究竟穿黑衣丶喊结束一党专政是否违法，他们不是回避作答就是模棱两可！根本没有人知道在干嘛丶尺度在哪。”

另一方面，制度对于教师的保障越来越小，教育局早前更新投诉机制，规定学校接到投诉要立即上报政府，并要在一个月内处理。“以前校方会先在内部处理，再决定是否上报，现在这一层保障没有了，而且投诉人可以匿名，投诉成本极低，可以不负责任地举报，根本是文革。”

他的学校往年会举办六四周会，甚至邀请剧团到学校表演六四舞台剧，今年校方提早考试，六四当天是考试日，巧妙地避开一切敏感活动。

至于在课室内，他向来会用一节课讲六四，初中班别着重教授基本史实，高中则会藉六四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普世价值丶人权和法治等概念。“去年疫情用Zoom教学，我还毫无戒心大谈六四，没去想镜头后面可能有人录影擧报我，今年就完全两个世界了。”

David直言今年连擦边球都不会打，因为效果不大，“我把球打出去，也要学生接得住才有用，如果他们本身对六四缺乏基本知识，就算我用讽喻去讲，他们都未必明白”。他说极其量，是早上点名的时候轻轻带过，“我开玩笑说，六月四号生日的人今年很可怜啊，不能点蜡烛。把六四变成茶馀饭后的话题，而不是正式课堂的一部分”。

大众煞有介事探讨六四能不能讲，但他表示这已不是重点。“那种失望和无奈，是官方对教育界的不信任丶彻底文革化，挑起师生之间的对立，同时又滥捕学生。在这个不断变差的大环境之下，六四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环，相对之下变得无关痛痒。”

那在香港教书还有意义吗？David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他说近年的学生本土意识强，没有上一辈“大中华胶”的家国情怀丶六四情意结，反而视野全球化，会关心韩国丶白俄罗斯丶缅甸等地的民主运动。“既然学生立足于世界公民的身份，现在六四不能讲，那不如讲布拉格之春丶韩国民主化进程，里面一样有民主运动丶人权丶政权武力镇压学生的元素，一样可以探讨普世价值。”

他认为，当学生认识其他国家的民运历史，会更有动机了解六四。“六四是世界民主思潮的一个例子，聪明的学生自然会去找资料看，这样我们能避免国安法风险，但同样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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