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在西方富裕社会里没什么可为年轻而高兴的。问题不在于多一些激素，或者缺一些欧元，而在于服装、音乐和观念方面的生存不安。脸上长满粉刺，家长漠不关心，手机里的“值”用完了，这些问题总是出现在初恋发生之后。青春期内，大脑整个更新一遍：冒险精神，语言，睡觉节奏，逻辑和理智都有点不合拍了。

同时，这个人生中特别困难的阶段也提供巨大的机会：经验的缺乏往往由青年人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填补，那样的奋斗是成年人很难实现的。但当前没有谁愿意对此加以利用。年轻的一代没有真正的兴趣爱好。在西方国家里，许多年纪大些的人在跟年轻狂想症，跟对自己年龄增大的恐惧搏斗。时代的精神是：保持健康，保持少相。年纪大的人要显得少，而给真正年轻的人留下的机会就很少了。

整整一代人在“必须”和“可以”之间的沟堑前心惊胆战。班级出游，体育，派对，互联网……在最年轻的那些人身上压着的是巨大的压力。要精明，要参与，要靠前：许多年轻人今天已经无法承受身边的速度和压力。在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劳动市场改革之后，这会变得更严重。一旦被淘汰出局，就会被卷入越来越严重的无能和越来越严重的丧失自身价值的螺旋之中。没有兴趣爱好的一代在抬脚进入真正的人生之际，越来越多地碰得鼻青脸肿。

德国的年轻人在一种任人宰割的气候里长大。他们的父母，在德国东部没有勇气，在德国西部只有厌烦，他们无能为力地听凭政治和全球经济摆布。以前，比如二次大战后是：如果父母建设起了什么，子女只要下手去撕裂，以求脱离牢笼，以求自我解放。

然而在新的千年里，以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青年逆反怪像已经过时，这种逆反的事情今天由大康采恩首脑层的高级人士和他们强有力的战略家们来做了。而德国和欧洲的家长们今天又有多少东西可以让子女们去撕裂一番呢？他们拥有的是二手车，太少的时间，还有一个赤手空拳大战经济危机风车的政府。

当然，国际化中的失利者也可以是完全另一种面孔：在撒哈拉以南，几乎每3个儿童里有一个为养活自己和家庭而工作，在亚洲是每5个儿童里有一个。全世界至少有30万儿童士兵手持武器以求生存。联合国儿童公约对他们的作用，与对全世界2000万难民儿童作用一样的少：没有不受伤害的权利，没有受教育、休养、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权利，没有受到特殊保护的权利。

放眼天下，这方面的景象几乎一样糟糕。但欧盟的南欧和东欧成员们正在做另一样事情：一批起步者，一批怀着“饥饿感”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介入了政府行为。年轻的国家搞年轻的政治，勇敢而充满前景。这给人以希望，包括在工业国的富裕岛上。

（实习生Margret Steffen / 平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