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生大夫，48岁，已婚，有一个小孩，在中医方面家学渊源，是真正科班出身的。杨大夫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他的族人中许多也是从事医生的职业，比如他的外祖父就是广州一个著名老中医，杨大夫在中国也跟他学了不少时间。

杨大夫在中国行医多年后，1989年来德国，主要目的是想多读一点书，多看看。同时他原先也以为中医在德国会有市场，可以来德国试一试。但是在德国等了一年半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医学院的位置。这中间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中国餐馆工作。太太当跑堂，杨大夫自己在厨房帮忙。这般打工的日子，自然不是原先想要的。杨大夫于是放弃了读西医的想法，想重操旧业，走中医的路子。但又因为德国政府不承认他在中国的中医师执照，只好另起炉灶，准备考自然疗法医师的执照。

他先在别人开的诊所内帮忙。如此工作多年，直到近几年考上自然疗法医师的执照后，才自行开业。又在不久之前才搬到这个新的地点，如今有四个医疗房，一间问诊室，客人人数日渐增加。

根据杨医师的说法，在德国开中医诊所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德国人对中医的认同度仍然很低。杨大夫解释：“最大的困难在于同行的竞争，这里的同行指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德国人一般在看中医以前，会去跟他原来的西医讨论。这些西医通常会说，中医只是一种心理治疗，一种心理安慰。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尽管有病人在中医这里的确治疗好了，他们的西医生还是会说这是骗人的。大部分的德国病人对中医其实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只是来尝试一下。如果他们试了二、三次没有立即看到成效，往往就不再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草药很难进口到德国来也是个问题。本来中医的治疗80%靠草药，仅20%靠针灸。如今被迫大部分靠针灸，效力自然要减低。不容易进口中国草药的原因主要是德国对中国草药的陌生和不了解。另外，中药的种类太过繁杂，也让德国人束手无策。

而且德国政府曾多次在进口的草药中检验出过多的霉菌、农药和化学肥料，所以日后检验中药时就更加严格。再者，德国政府对的医院和药材管理，分别属于不同的单位，所以在诊所内不得附设药局，这也增加了中医抓药的困难。

如今杨大夫的病人中98%是德国人，老中青都有，但是只有约2%的病人是中国人。德国病人和中国病人看病的态度有一些差异。同时也在医院工作的杨太太说：“德国病人比较老实，没有多少自己的要求，中国病人常会要求做几次针灸，德国人不习惯讲价钱，中国人会讲价钱。”

此外，德国病人不喜欢扎针时有太强烈的涨麻感，所以杨大夫在下针时通常会注意不能太猛。因为德国病人不喜欢每两天就去看一次门诊，所以杨大夫也得更改他原先的做法。再加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质不同，饮食习惯有异，所以杨大夫在看诊时往往得迁就这里种种不同于中国的情况。

杨大夫还提到，中国病人一般不化妆，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出病情。某些德国人病人乍看之下，气色很好，结果居然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因为他们化妆化得很好，显得红光满面，其实可能已经奄奄一息。基于种种的差异，杨大夫只得慢慢适应德国的情况。

如今否极泰来，回首来时路，杨大夫认为这十几年的奋斗值得吗？满意现今的生活吗？杨大夫的答案是：“一半一半，在德国过的是小康生活，想大财应该是不可能的。一来是受到政治和地方环境的限制，光凭两只手和几根针，无法成就很大的事业。而且因为是独自一人在德国孤军奋战，对个人的医疗水平的提高也没什么帮助。发表不了文章，写不了专书。但是生活是过得很轻松。诊所早上八九点才开门，我可以睡到7点半，中午可以休息，周末打打高尔夫球，晚上上健身房，生活轻松，没有压力。和国内同行相比，我虽赚的钱不如他们多，但是很少有应酬，少压力，活得比他们自由自在，还可以经常旅行，生活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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