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华盛顿邮报》发表长篇社论《在武汉，医生知道真相。但他们被下令保持沉默》，详尽地回顾了中国当局从2019年底开始至今向中国人以及世界隐瞒新冠疫情真相的情况，通过一线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在艰难应对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时的亲身经历，检视中国的专制体系如何处理一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社论称，隐瞒一贯是共产党执政的一个主要工具。它压制独立媒体，审查网络新闻和消息，向人民隐藏重要信息。在一个必须有信任与透明才能挽救生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当局却掩盖事实并撒谎，直到今天他们仍在这样做。

文章指出，非典过后，中国建立了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NNDRS)，提供网络实时病例报告。从地方医院到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这个系统可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查阅。中国官员当时信心满满地说，这个新的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可以在数小时内报告监测到的疾病。2020年1月，就在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这个系统却失灵了。

社论指出，发生在武汉的事并非单独一次的失误或误判。它是这个体系要求忠诚以及强制进行全方位控制的一个结果。戴口罩本可挽救生命，但却下令医生不许戴口罩；拖延上报，从而阻碍了预警；关闭与公众的沟通；在危险的病毒正在传播之际，却指示医生不要书面写下任何东西。这些都是精心的选择。这样做的后果是给中国人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死亡和苦难。

镇压是中共应对青年高失业率的主要手段？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青年失业率高企，习近平的高压政策有用吗》，作者孔诰烽（Ho-fung Hung，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指出，中国目前的青年失业率数据已经糟糕透顶，与"阿拉伯之春"前夕整个中东地区的情况大致相同。中国政府也在采用老一套的做法。早在2018年，习近平就号召开展送城市青年下乡活动，每隔几年就再次发出呼吁。即使城市青年真的有兴趣响应这一号召，那里也不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农村了：可耕地一直在减少。如果政府不刺激家庭消费或放松对中国私营部门的控制，那么城市的高失业率--还有年轻人的不满--将会持续下去。

作者指出，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经济窘迫的专制政府都曾残酷镇压过大规模抗议活动。过去十年中一心一意完善镇压基础设施的习近平政权没有什么理由不做同样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似乎有意将镇压作为应对经济放缓的主要政策手段。但是，这样做虽然可能防止政权受到威胁，但肯定会进一步扼杀国家的经济活力，从而使共产党陷入更深的困境。日益不满的年轻人与冷酷无情、缺乏安全感的政权之间的拉锯战不仅将决定中国的政治轨迹，也将决定中国的经济未来。

反文明进化的愚昧性倒退法案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这种事，只有中国做得到──反文明进化的》，作者宋国诚（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指出，中共"全国人大"发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是一项极端法西斯主义的暴虐法案，对于所谓穿着、佩戴有损民族精神与感情之规定，这种赋予警察任意拘捕、建构"身份罪犯"与"认同监狱"的行径，与伊斯兰国家的"道德警察"当街抓捕不戴头巾的女子，甚至对抗拒者施加暴力以致酿生命案，有何差异？

作者说，所谓"民族感情"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共识性的定义"。在多民族国家之中，不同族群之间更有不同诉求与认同形式。在中国高达50种以上少数民族组成的地域内，民族感情只能表现出"因族而异"的多元性与分歧性。壮族有所谓"壮族感情"，蒙古族有所谓"蒙古感情"，绝无统一和同质的民族感情可言。实际上，所谓"民族感情"只是一种动员工具与集权手段，目的在于通过情感勒索和身体绑架来巩固独裁政权。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向"警察法西斯主义"的沉沦与堕落！放眼当今世界，这种反文明进化的愚昧性倒退，除了少数基本教义派国家之外，只有中国做得到！

作者认为，这项处罚规定，十足是中国文化病理与独裁者偏执的混合物。这不是"中国民族性格保守"可以形容，而是中国历史上积淀千年的民族中心主义，在今日反西方战略立场的扭曲性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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