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了，是否步上秦刚的后尘？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应是凶多吉少》，作者洪耀南回顾中共的历史指出，中国的国防部是唯一没有副部长、没有业务司、没有独立办公大楼的部委，位高权重风险大，首任部长彭德怀和第二任部长林彪都不得善终。

文章说，邓小平掌权后推出八二宪法，新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两块招牌同一套人马，并取消副部长的编制，所负责业务也移拨给军委会四总部办理，国防部完全虚化，但国防部接受军委与国务院双重领导，所以部长是排名军委会首席委员、也是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国务委员。
 
作者说，虽然李尚福也是红二代，但不同于习近平与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们不仅是两代交情，更同是大院长大的太子党，况且张又侠是随时可以退休的年龄。李尚福成为这波军队将领整风的指标，可以借由打贪腐又可威吓蠢蠢欲动的大老与太子党，可见李尚福是凶多吉少。

藏族学童：故土上的陌生人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寄宿学校的百万藏族儿童正在经历什么》，作者Gyal Lo指出，随着中国政府70年来不断寻求建立对西藏的统治合法性和控制权，教育正愈发被视为夺取政治控制权的战场。通过让儿童与家人和熟悉的环境分隔，将他们送进寄宿学校，对他们进行同化，国家笃信未来的年轻藏人将被培养成中共拥护者，是易于管控和操纵的模范国民。如今这些寄宿学校里有大约100万名四岁至18岁的儿童，占到这一群体总人口的80%。其中至少有10万人——相信真实数字远不止于此——的年纪只有四五岁。

文章说，这些学校严格控制家长的探视。在某些情况下，学童每六个月才见一次家人。宿舍、操场和教师办公室受到严密监控。教室里安装了摄像头，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确保老师们只使用中共批准的教科书——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年轻的中国本科生，几乎没有藏语和藏族文化背景。截至2005年，已有2.9万名藏族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这一趋势只会加速发展，而且影响到越来越小的孩子。作者说，“我担心他们长大后会永远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故土上成为陌生人。” 

中国“哈贝马斯热”的背后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哈贝马斯在中国：从小区维权到邻避运动，公共领域真的存在过么？》，作者秦凯明指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新作《哲学导言：交往理性五论》在上海书展高调亮相，在大陆学界和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交流日渐减少的今天，哈贝马斯似乎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可以安全地“崇洋媚外”的欧美学者之一。

然而，四平八稳的官方背书和同期中国社会评论、舆论使用哈贝马斯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2022年下半年以来，在小区、社区、街道中反抗不合理防疫措施的行动、乃至于最后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中，参与者经常使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口语中经常翻译为公共空间）、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乃至于延伸出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一系列语言支持自己的主张。

专访哈贝马斯：“避难权属于人权”

文章指出，从哈贝马斯2001年访华点燃大范围“公共领域”热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不难发现这个概念正经历实践和理论领域的双重困难：现实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并没有在讨论中层层推进这无需多言，理论层面，人们也是推磨般一次次在新事物中寻找希望然后失望，或者给公共领域增加无穷多的形容词，比如围绕利益的、特定话题上的、未受训练的、不成熟的……甚至还有人提出专制公共领域（authoritarian public sphere）。

这些事物看似有公、有域，但距哈贝马斯所说的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公共领域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盲目而不加甄别的乐观背后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惰性：既不愿意认真观察真实的实践，也不愿意长远地推动实践，更不愿意另辟蹊径进行理论探索。不止是普通人不愿意，学者和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这么多年过去，描述我们如何被压迫的理论日新月异，思考我们如何走出压迫的理论却未更新，哈贝马斯六十年前完成的作品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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