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先做人，再做香港人”，作者安徒认为，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杀发生的，是一场争取民主、改革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运动，是一场全球同步支援的民主运动。当屠杀发生后，它立即变成人权运动。这一场绝非只是民族主义甚或爱国主义运动。

安徒说，如果说，什么是一种有主体性的香港共同体意识，八九六四绝对是一个关键的起点。这个道德共同体的成立，其道德资源是北京那班在无私无畏地抗争的学生，他们的热情和英勇，为疏于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范。民运的香港效应不是对共产政权的恐惧，而是道德启蒙。

安徒认为，新世代当然没有责任一定要去维园悼念，"但如果你关心本土政治共同体的前途，你也有责任了解八九民运的全面历史，它绝不单止是血腥屠杀，不单止是共产党不可信。这样你才会懂得以尊重香港历史的态度，评价运动中的功过责任，用民族主义之外的视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争运动廿七年的经历"。

年轻一代质疑六四悼念

香港《辅仁媒体》发表文章《爱国华侨心态亡，香港国族意识兴--"悼念六四句号论"的划时代意义》，作者毛来由认为，不少参与民主运动的香港人，都是因为六四，才开始关心香港及中国政治，进而投身抗争运动。"可是这种民主运动，在2014年9月28日催泪弹于金钟发射后，走向衰落"。"六四回忆及情结，是吓怕了香港部份抗争者，使其不敢将行动升级"。

毛来由说，1997年后，香港不再是政治稳定、民生安乐的英国海外领土，民众与警察在街头激烈对抗冲突，不再如八九六四一样是远方新闻，而是发生在小巴地铁可达的地方。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重新思考中港关系，进而质疑悼念六四的必要性，不但正常，而且是成熟负责的表现。

悼念不仅因为"有用"

香港《立场新闻》发表文章“六四是一场不义的杀人暴行，不单是中国人的事”，作者周博贤认为，六四从来不单是中国人的事，而是人类的事，是一场不义杀人的暴行，就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或希斯堡球场惨案等，必需调查、追究和作历史的判断。

再悼念有用吗？周博贤说，若认同"记忆"就是对抗极权的抗争的话，那悼念当然有用。另外，也视乎什么是"有用"。二十多年来的悼念确实令对六四的关注能一代传一代，"我认为这些也是累积，也是成效，即使不是即时和最彻底的成效"。而且，"我们做事，不一定出于觉得有效才做；有时，认为正确便做。"

悼念六四与香港抗争并行无悖

香港《端传媒》发表评论“赋予六四本土意义之可能与必要”，作者郑司律认为，借着坚持六四真相推动民主，其实是主动对抗北京官方的历史观和社会观，与今日香港对抗干预、坚守自主的方向并行无悖。

郑司律，八九民运的爆发，无疑是对香港主流社会一次共同政治参与的经验。1989年整个社会空群动员声援北京学运，将港人扣紧过渡期后对香港前途的关注──不只是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更是面对九七前途问题，争取更好的未来。因此，香港社会一直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民意，始终对中共政权保持警戒，亲北京的政治团体在立法会直选上还未取得过一次过半数的多数信任，今日仍然坚持落实民主制度。

郑司律说，若果香港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包括能够达致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公平的社会运作，以及真相不被当权者任意窜改，则撇除爱国与否，站在支持民主自由，以及反对屠杀平民的人道价值，纪念六四都有其必要。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