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日本男童遇害事件：无法正常地讨论仇恨，就无法正常地讨论良知》，作者岱俞山认为，日籍儿童遇袭死亡事件在深圳这个代表改革开放先行者、革新者的语境中发生，则更令熟悉这座城市性格与历史的人感到难过。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广州社会的敢言性格、上海社会的开放开明，在这几年都相继遭受打击，国家与公民社会力量的悬殊对比，在疫情封锁有利扩张国家权力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日本人学校门前的隐密花束，只是在佐证这些改造与威慑的成效。

文章说，过去我们致力于制度的改革，是因为相信制度的变化可以激发人性的善，但这几年中国社会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生命力：就算环境糟糕并可能无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善是可以互相激发的，而且经常从所有观察家、评论家都没有意料到的地方冒出来。这种生命力也描绘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并非线性，在大的趋势中，依然起起伏伏。

然而，作者认为，在被迅速控制的信息环境中，没有可以继续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连反思“仇恨教育”也被屏蔽，相对贴近事实的、可以引起大众兴趣的讨论，就已经失去了发力点。累积的不明白、误解、或过犹不及，都无法被解决，也只会增加准确认识两国社会的难度。余下的言论在正常环境下是锦上添花，在被阉割的环境下却像对着棉花打拳。

“战狼外交”是一场有组织的仇恨传播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深圳日童不会是最后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作者颜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功的确使其逐步迈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然而，根据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会推动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但现实中，中国却反而符合政权稳定理论（Regime Stability Theory）的预测：在威权体制下，迅速的经济增长只会巩固专制政权的权力，并压制民主化的力量。中国的现状似乎恰恰印证了这一理论：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带来政治自由化，反而被中共用作巩固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尽管中共当局将日籍儿童在深圳遇袭死亡事件归咎于凶手精神异常，试图淡化为个别事件，但实际上，这是中共长期推动仇外情绪和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

作者认为，中共的“战狼外交”本质上是一场有组织的仇恨传播，旨在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不满，制造对外敌对情绪以维护政权稳定。中共也在社会层面上加强敌情意识。从2023年修订的《反间谍法》、去年5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到新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文件，进一步助长了对外国人和异己的敌视与排外。这一切让人想起二战前的日本与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滋长似乎已走上不归路。中共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正将中国推向一个愈发排外、敌视外界的方向，未来不仅对中国内部稳定构成威胁，还可能对全球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仇恨教育让普通人无法做真实的自己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歪脑”发表文章《日本男童深圳遇刺身亡事件：中国对⽇仇恨的具象化何以达成？》，作者王大垂认为，极端爱国⼈⼠对⽇本的仇恨已经具象化，如嗜⾎的蚊⼦那样寻找任何可以叮咬的对象，⽇本⼈学校，作为在⽇常⽣活中的能够看到的具体事物，有建筑、有门牌号码，甚⾄，还有活⽣⽣的⼈。⼀些视频博主把这些还在上学的⽇本学童称为“⼩太君”，意为“幼年的皇军”，这些⼈把对“军国主义”荒谬想象投射到了具体的⼈⾝上。这种情绪在互联⽹上的酝酿和聚集总会要爆发的。从屏幕上转移到⽣活中，从线上转移到线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文章说，这种盛⾏的对⽇仇恨和态度，⼀旦成为⼀种不能撼动的“政治正确”的话，也会给普通的中国⼈带来极⼤的困扰以及内⼼深处的挫败感。⼀些在深圳人去南⼭区的⽇本⼈学校门⼜献花，需要佩戴口罩或墨镜，也担⼼被潜藏在附近的极端⼈⼠报复，还担⼼被相关部门拍照或者约谈。这对⼀个⼈来说，是⾮常巨⼤的伤害。因为作为⼀个⼈，不能公开表达对他⼈的爱，或者悲伤，不能做真实的⾃⼰。这种扭曲的状态存在于很多⼈的⼼间，也存在了很多年。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着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