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香港准特首李家超，选举工程及竞选政纲中的隐藏议程》，作者Pika pika认为，从民情而言，李家超与其团队对当前官民矛盾认知脱节，既未有意识到民情接受林郑不进行强检的决定，亦未有向林郑刚愎自用的公众印象埋手，反而提出“执行力”、“以结果为目标”等，去尝试论述自己与林郑在领导能力上的差异。问题是，公务员出身的林郑月娥，其中一个最大政治资本正是“效率”，甚至有一种看法是她行事太有“效率”而激起社会矛盾，“明日大屿”与《逃犯条例》正是显例。而此番造成李家超比林郑更为注视效率的印象，事后看来并未得到舆论积极和应。

香港政府体制极可能从“应急机制”到“地方组织”，陆续出现以“改革”为名的体制改造，主张专业主导的公务员团队生存空间或会收窄，香港政府过往分权分责、著重透明度的问责制执政精神，也很可能加速走向集权式领导。要注意的是，经历过全民检测争议，建制派内部与公务员团队间的新施政作风上显露出专业主导抑或政治主导的矛盾，而当政治委任官员大举晋身特区政府的决策层，也意味未来公务员团队与建制派间政治张力可能会升温。

未来中国各地短期防疫政策更加趋严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公卫、政治与经济逻辑相互交织下的中国防疫政策》，作者梁书瑗认为，相较于毛时代，中国并未随著经济起飞，投入更多资源强化基层公卫体系的建置。反而因八十年代开启财政分权、事权下放、经济市场化等制度变革，而使之受到一波冲击。在“动态清零”的政策逻辑里，其实不仅指涉“应隔尽隔”，更隐含著要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围堵疫情的目标，因病例越早发现，在围堵疫情的效率上则越具优势。多数地方政府不惜针对特定的区域祭出“封闭式管理”，尽可能扩大匡列可能染疫的范围。如此一来，在公卫资源不足的限制下，“动态清零”才能成为现实。

文章认为，当各地在面临Omicron变异株蔓延而导致公卫资源更显局促，以及中央不放松“动态清零”等前提的影响下，往后地方政府为保经济发展与防疫“两不误”，将会调降触发疫情警报的警戒值，争取于最短时间内实施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未来中国各地短期内的防疫政策走向应更加趋严，意即官方对病例存在的容忍度降低，将在出现疫情的“苗头”时，即刻实施全城“静态管理”、进行全体检测，尽快识别出染疫者，避免疫情夜长梦多，以争取即早解封、恢复经济生产。

急迫感将促使北京采取更为鹰派的作风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拜登政府的对中务实路线可以维持吗？》，作者卢业中介绍，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认为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系将中国视为区域的军事安全挑战者以及全球影响力的竞争者，较前任特朗普务实许多。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主要擘画者包括坎伯与苏利文，在总统大选起跑前已撰文指出美国须走出交往政策来务实面对中国崛起后之行为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将双方关系定位为竞争关系，但主张此等竞争应是有限度、受控的竞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教授布兰斯（Hal Brands）则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成长将更为缓慢，更严重的是它即将重蹈历史上强权国家过度扩张而致衰败的覆辙，一如我们看到中国在南海、南亚及其他地方的激进举措，而这正反映出中国面临经济衰退、时不我予的急迫感。就政策层面而言，布兰斯认为，中国的急迫感将促使北京采取更为鹰派的作风，因此美国并不能等待中国自行衰落或崩溃，而是应该强化与盟友在价值层面以及经济层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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