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024年6月，中国先后发生两起针对在华外国籍人士的袭击事件。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民族主义引发的伤人事件：在“爱国言论”与暴力行为间陷入两难的中国政府》，作者昌西认为，在中国内地的舆论场，反日仇美可以被称之为近五年以来的“政治安全地带”，从内容发布到应对中国内地日益严苛的内容审查环境，“爱国”、“反日”、“仇美”实则属于门槛较低、风险较低，并且能够轻易收获更多流量的内容分类。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在中国舆论场内获得了大量的关注，而从时间线上来看，网络用户对于日本的态度，已从早些年的敌视，逐渐转变成为仇视，并已经出现模仿类行为，乃至实际仇恨行动的迹象。这种潜在的暴力，并没有随着中国政府对“仇日极端言论”的打压而消失。在公告下方的评论当中，“爱国人士”的热情，以及他们可能行动的决心，似乎并没有因为来自于政府的言论审查而改变。

文章指出，从出席追悼会，到授予“见义勇为”的称号，比起两年前的“和服事件”最终结局，苏州市地方政府在中国舆论场上仇日气氛达到高潮的背景下，可谓拿出了相当大的诚意，以平息暴力事件潜在的负面经济影响。而眼下出现的“当代义和团”、“抗日锄奸”等等话语以及此类观点背后人数众多的支持者，则是妨碍中国当局试图通过吸引外国资本复苏经济的显著要素。这显然是苏州地方政府的领导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同样是中国眼下面临的问题。

普京和习近平：不用辩论的政治老人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美国的领导人危机是给习近平和普京的大礼》，作者Sergey Radchenko认为，对俄罗斯领导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最新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是份大礼，为两国政府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来重申他们一直在推动的美国即将崩溃的叙事。通过激发出关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不确定性，普京和习近平认为他们能重塑世界秩序，以美国为代价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帮助维护他们对权力的掌控。

作者说，普京和习近平都已71岁，美国主要的总统候选人的高龄也许使他们感到高兴，但他们自己也正在逼近暮年。与美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公开建议他们下台。他们将不受挑战地继续掌权，即使他们的政权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罪恶战争已使俄罗斯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同时使其过度依赖中国。习近平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灾难性政策削弱了商业信心，延缓了中国的经济复苏。这只是他们糟糕领导力的两个最近例子，他们并未因此面临任何重大的国内政治后果。

但是，作者认为，历史已表明，通过其制度约束、问责制，以及对国家方向的真正的、有意义的辩论，美国的体制里嵌入了迅速恢复的能力。在面临所有这些动荡的时候，美国的复苏仍有可能，甚至合理。走向衰落的美国是正走在复兴之路上的美国。

徐友渔：“六四”之后的公知

台湾“上报”发表《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的文章，推荐徐友渔新著《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文章说，六四事件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生活方向，友渔的改变是内在的。面对六四后的中国，友渔感到，他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不能沉溺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理之中，他再也无意于体制内的提升与发展。自六四后，徐友渔从学院派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志向、学养、兴趣与关怀，友渔作出了一种堪称公知经典的选择，那就是：“在思辨和理论层面从事一种与政治、社会批评的专门学问，使自己在现实层面的社会评论有更深厚的学理资源支撑，并使二者相得益彰。”

文章介绍说，在看守所期间，友渔被多次提审。每一场审讯都是一场博弈，每一场审讯也都是一场抗争。审讯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从你口中得到什么要紧的资讯，审讯的目的常常就是为了侮辱你的人格，打击和摧毁你的意志。友渔总是从容应对，一找到机会就反击。友渔和员警打了多年的交道，没有一次在气势上屈居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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