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从"祖国母亲"到"中国爸爸"：国家主义的形象，是如何在家庭隐喻中演变的？》，作者Clyde Yicheng Wang和Zifeng Chen讨论了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性别想象。

文章指出，近年来，民族主义里对国家和政权的"男性化"想象开始增多。此前在90年代流行的"国耻"叙事，强调"祖国母亲"柔弱、受到欺凌的惨状。但这种叙事的问题在于，它激发民族主义者男性化的保护欲，而使得本应作为"祖国母亲"保护者的政权显示出它的无能。因此，在习近平强调中国"强起来"之后，一种对国家的男性化想象应运而生。而这种想象以中国经济发展后的中产生活为最主要的背景板，将国家塑造为拥有经济权力而可以"为所欲为"的大佬，将民族主义民众则建构为沉浸于消费主义的傻白甜。

作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从"祖国母亲"到"祖国爸爸"的线性演变，也不意味着"祖国爸爸"就一定成为了对国家主流的认同方式。受难母亲的形象仍然广泛流通于民族主义话语中，而"祖国爸爸"的形象也绝非没有争议和反弹。这两种比喻需要在不同的层面上运行。"祖国母亲"是没有主体，也没有实体的想象，其苦难并不依赖于民众的切身遭遇，而是一种抽象的"共同体"的苦难。而"祖国爸爸"对应有实体的政权，它象徵着警察、军队、外交部、政治局、乃至习近平本人。

中美冲突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到底有多危险？》，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列举了人们对中国的担忧，包括对美国官员来说，除了其规模之外，中国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威胁，在于它的军事现代化，以及用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话来说，中国"为适应其威权偏好而重塑印太地区和国际体系所采取的日益高压的行动"。

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还通过贸易、被指称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施加影响，批评人士称后者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文章引述《纽约时报》作者洛佩斯的话说，随着中国市场力量的增长，"美国的机构和企业越来越沉默，以避免激怒中国政府"。

作者认为，无论如何平息气球事件，这都凸显了美中关系已经变得多么紧张，下一场争端有多么容易演变成冲突。它还揭示了两个大国现在的沟通有多么欠缺。如果这种冷淡的气氛持续下去，"当关乎世界命运的时刻到来时，一场新的古巴导弹危机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迈克尔·舒曼在《大西洋》上写道。"然后这两个对手可能会发现他们避免灾难所需的沟通渠道不起作用，他们的敌对态度太根深蒂固，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在中国土地上追思六四亡灵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迟早一天，在中国土地举办追思会慰励六四亡灵》，作者殷惠敏说：我能理解，经过三十多年的新闻封锁，在今日大陆，北京屠城的历史早已淹没，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天安门真相已懵然无知。然而真相就会这样一笔勾销吗？从台湾在蒋家父子的独裁消逝后，百无禁忌的历史研究蓬勃进展，不论是二二八事件或戒严时期大大小小的特务凌虐和政治迫害案件，在研究者的照妖镜下，一一现出原形。这就足可证明青史是不会成灰，也不可能成灰的。

作者想到香港领导历史悠久的"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律师邹幸彤，称赞她不畏强权，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抗辩，"她确实是女中豪杰，台湾老政治犯杨逵笔下的'压不扁的玫瑰'"。

文章说，不知何年何日，或许会有这么一天，我们也能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举办追思会或历史图片展，以慰励年那些冤死的亡灵。让我们有机会怀著虔敬的心情，悼念六四那些无辜罹难的青年，以及被政权迫害致死的众多善良人民。"时日也许还很遥远，但我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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