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国会很多议员正在努力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禁止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TikTok。《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做开放民主的国家不等于要任人摆弄》，作者Peter Harrell和吴修铭认为，鉴于中国的黑客历史，以及在公开市场上轻易购买数据的能力，保护美国人数据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立法，首先减少数据收集，并迫使公司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将保护数据的责任从产生数据的个人转移到处理数据的公司和其他实体。国会应该以数据中介为目标，限制它们可以出售的数据类型和数量，并要求它们知道自己将数据出售给谁，以免危及国家安全。

文章说，TikTok和其他中国公司试图主动解决安全问题，提出将美国数据存储在美国的服务器上，并提供源代码透明度。但无论是现行法律还是拟议中的法律，都没有提供有效的方法来执行这些自愿承诺，或将其强加给抗拒这些承诺的公司。国会应该授权政府实施此类措施，并对不能遵守规定的公司处以罚款和禁令。

作者认为，开放民主的国家并不等于要任人摆弄。接受不平等待遇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美国有理由采取自己的限制措施，以此回应中国对美国公司的限制。

从“国务院港澳办”到“党中央港澳办”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评”中央港澳办”设立：一个（不）重要的机构升格？》，作者陈楚楚说，以前，党隔在政府背后，以政府名义处理香港事务更加符合传统，也是尊重两制的表现。但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彰显党在香港事务的角色不再是一个禁忌。循此角度，港澳办升格党中央办事机构也是一起重新定义党和香港关系的事件，当中重点突出党对香港事务的集中统一领导。事实上，这个变动也更符合实际的权力运作机制，也令“党管香港”变得更加名正言顺。

然而，作者指出，香港的问题——从国家安全、深层次矛盾、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全部都是官僚机构改革可以改善的吗？香港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顶层设计”可以解决的吗？对于中共的官僚运作来说，解决单一指标的政策是相对容易的，但今日香港面对的是复杂而全局性的问题。今日香港的很多问题不仅是政治认受性的问题，也是权力和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还包括民间想像力和创造力受到压抑的问题。香港需要一个自由、开放、有活力的社会政治空间，但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不是一个官僚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像，官僚架构的扩权往往带来的是指令和纪律，而不必然是解决实质问题的执行力和创造力。

“中国人幸福感全球第一”背后的数字游戏

（Ipsos）最新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指中国人幸福感全球第一。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揭开“中国最幸福”之谜》，作者“冯睎乾十三维度”指出，益普索的报告在中国大陆调查了1000人。先撇开他们是否讲真心话，若是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尚有某程度的代表性，但事实不是这样。在中国受访的“千人幸福代表”，本就属于高人一等的精英阶级，没有月入百元的农民，也没有周街可见的韭菜、人矿和孔乙己。

文章说，对这群中国精英来说，幸福从来是唾手可得的，就算在今天中国失业率高企，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问他们对“国家经济状况”和“国家社会政治状况”的感受，这群幸福代表也表示满意，幸福感分别达78%和83%，更力压近年生意蒸蒸日上的新加坡（只有67%和71%）。

作者认为，益普索玩的民调把戏，就是中国人兵法老祖宗孙膑所用的伎俩，即“取君上驷与彼中驷”（用你最好的马，来跟对方中等的马来比赛）。明白了这玩法，就知道那排行榜不止得啖笑，更令人怀疑，它是否借民调为掩饰的另类大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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