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规模的腐败是体制促成的，中国的体制正处于从指挥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几乎没有有效的手段进行监督。例如，逃往澳大利亚的童延百不仅是河南省政府的官员，而且也是获得高速公路施工权的私营建筑公司的监理会主席。几年前宣布的‘政企脱钩’很少得以贯彻。这样，建设公共项目的合法和非法利润大多流入既是企业家、又是干部的少数人腰包中，这种捞钱的行为各个级别上都有。首先干部把工程交给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企业，这个企业获得资金，但在施工时却克扣建筑材料、不按要求施工。这样建成的工程往往有严重的质量问题，然后公家再花巨额资金去修整。洛阳至三门峡的一段高速公路甚至必须全部爆破拆除后重建，花的当然是国家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