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之单调

千万别放任自流，千万别放弃自己，看上去这似乎就是埃伦·格纳的人生座右铭。埃伦·格纳住在德累斯顿外城一栋大板楼的七层。她住的这套有三个房间，地方虽然不大，但一点儿都不乱。早餐丰盛，而且总是全家坐在一起吃，这样有助于保持大家的齐心感、有助于抱团儿。他们这一家，和传统的家庭组合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埃伦·格纳有五个孩子，两个在外自己住，身边还有三个：两个儿子，还是青少年，另外还有25岁的女儿乌尔丽克。乌尔丽克自己也已是为人之母，带着上一年级的儿子毛罗住在埃伦·格纳这里，所以他们这家是三代同堂，住在使用面积大约70平方米的小住房里，实在不算宽敞。格纳的两个儿子在当学徒，女儿正在学护士，每天各自都有干的，只有埃伦·格纳没有工作。

失业在家，埃伦·格纳最大的敌人是生活单调。没事儿干也是很累人的：吸尘、洗碗、看电视、查电邮，就这些。但至今还没人在网上向她提供过一份像样的工作！

孩子取代不了工作

邻近的教堂钟声敲响，时值中午十二点，埃伦·格纳得接外孙了。她赶紧再吸一根烟，转眼就到了校园。

嘭！一只橙子被扔进埃伦·格纳脚边的一大汪水里，接着又是一只。埃伦·格纳的上衣被溅脏了，三楼一个窗口传出幸灾乐祸的笑声。埃伦·格纳很生气地说：“我们上学那会儿，这种事儿不可想象。”话音刚落，外孙毛罗就已经跑过来了，他很高兴看到姥姥。

另一个孙子，小利努斯，也很喜欢到埃伦·格纳这儿。或许，54岁的埃伦·格纳应该开所幼儿园？她摇头不干，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拉扯大，耐性已经没了。

民主德国—古巴—联邦德国

埃伦·格纳是在萨克森州的茨维考出生长大的。二次大战后，她父母流落到那里。她的父母原来生活在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属于当地的德裔少数民族。1945年二战结束后，苏台德德国人被逐出家园，德国本土当年就接收了无数这样的本族难民，埃伦·格纳的父母便是其中之一。

埃伦·格纳自己当年在学校成绩很好，是班上第二。她本来想进大学读书，但为此她就必须离开茨维考，当时她还不愿意，因此就到一家造纸厂工作，后来又在一家大面包厂干过。对东德时期，埃伦·格纳其实还是蛮留恋的。她说：“当时我们大家都有工作，工资也不错。我们不是每天都有香蕉吃，吃到的橙子是古巴出产的，那种橙子不好吃，只能榨橙汁喝。但总体来说，我们的日子并不坏。”

说到古巴，当时东德从古巴引进的不光是橙子，还有客籍工人。埃伦·格纳结识并爱上了其中一位，并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跟他一起到了古巴。当埃伦·格纳几年后离开古巴重返家乡的时候，她震惊不小，因为那时已是1996年，她的故乡——民主德国已不复存在，曾是东德工业重地的茨维考也一派荒芜，所有企业，包括埃伦·格纳最后工作过的大面包厂，都关闭了。

但埃伦·格纳并没有垂头丧气。她接受改行培训，学会使用计算机，干过不少工作：先是在一个聋哑人宿舍，后来在西班牙的度假胜地、加纳利群岛的兰萨罗特火山岛。欧洲劳动市场统一了，埃伦·格纳又会说西班牙语，所以德国劳动局就为她付了机票，她千里迢迢飞到兰萨罗特岛走马上任了。她在一家豪华酒店工作，一开始是当大厨，后来在前台接待处。再后来，她在一家保安公司工作，然后就是世界经济危机，失业随之而来。现在，埃伦·格纳又回到德累斯顿，坐在她的旧手提电脑前，查看招聘启事。

希望不能丢

午饭：土豆泥加炸鱼条。又算熬过了半天，埃伦·格纳觉得谢天谢地！赶紧再看一下信箱，可惜又没什么好消息。格纳跑过几家工作介绍所，还到一家保安执勤公司谈过话。德累斯顿有这么多博物馆，格纳很愿意成为一名保安人员。

前不久，埃伦·格纳在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蒂罗尔地区一家酒店找女性前台接待员。她打去电话想应聘，对方头一个问题就是问年龄。“我嘛，没那么年轻了，已经54岁了，”埃伦·格纳以她浓重的萨克森口音坦承相告说。对方礼貌地承诺会和她“保持联系”。这，已经有那么一阵子了。

已经54岁了？或许更应该是：才54岁！因为埃伦·格纳绝不想放弃努力、绝不想甩手不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说‘我是靠社会救济过活’更感到低下了。为了摆脱这个现状，我什么活儿都会干的。”说这话的时候，埃伦·格纳眼中闪着泪花。

作者：Anastassia Boutsko
责编：Birgit Goer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