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鲁尔区的凯泽斯图尔焦化厂投资13亿马克（6.5亿欧元）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焦化设备，这套设备包括一个备煤车间，拥有两个配煤床，两座焦炉群组，两套焦炉和两套熄焦装置，一套具有发电能力的干熄焦设备，一套湿熄焦装置作备用，并拥有两个容积将近80立方米的大容积焦炉。全套设备由戴德(Dider)工程学院，克鲁伯－考伯斯(Krupp-Koppers)和斯蒂尔奥托(Still-Otto)三家联合设计和建造，堪称焦化设备的极品之作。2000年底，德国石煤公司因市场对焦炭需求不足而关闭了位于多特蒙德的凯泽斯图尔焦化厂。

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完成了对焦化厂的收购，中国人买的只是技术，至于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卖废品的价格卖给中方的：每吨15欧元。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400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Losers and Winners”就是记录的这些中国工人在德国发生的故事。

女导演弗兰克在谈到自己为何拍摄这部影片时表示：“我来自多特蒙德，那里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是伴随着炼铁炉和炼焦炉的阴影长大的，所以和吕肯一样都很关注鲁尔区的发展。中国人来德国将设备往中国带已经不是新鲜事了，80年代中叶就有。不过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炼焦厂干了八年就破产，敦促我们去见证这一事件。而在拍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让人深思。”

影片一开始展示了全景画面：高耸的井架，炼焦炉，德国工人完成了最后一天的工作，开始默默的走下来；中国工人来了，做着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墙上刷着诸如“二号焦炉”，“有电危险”的方块字，他们很骄傲地介绍自己公司的名字“中机建设”：“我们之前就来过，拆的卡塞尔的AEG，总有一天“中机建设”这个名字会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

整个影片在失落的德国工人和意气风发的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德国工人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显得非常无奈。相比之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工人更多地吸引了德国导演的目光，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德国导演感到震撼：他们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着“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将每天能剩下的一点钱留给家里，希望的不过是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做个白领就好了，不要像他爸爸这么没出息”；工人给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孩子打电话，只希望能听到孩子叫一声“爸爸”；这些工人每个月挣的工资只能折算成400欧元，干的却是德国工人4000欧元也不愿做的工作；每4周，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但是永远只有这种奖励……

弗兰克和吕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与中国工人们朝夕相处，怀疑和羞怯逐渐消退，他们慢慢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在经过了开始阶段的艰难之后，后期的制作非常顺利，而工人们的话也是发自肺腑。在接受采访时，弗兰克表示，其实还有很多镜头没有进入画面，比如中国工人的工作热情引起了德国劳工部门的不满，派人过来交涉，结果中国方面最终妥协，让工人在周日休息，不过即便如此，为了进度，还是有相当多的中国工人在偷偷加班。

相比于工人的清贫，负责这个项目的兖矿党委书记莫立崎（音）却是期望能早早地开上“大奔”。对于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议，这名负责人认为：“德国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稍微出点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这名貌似严肃的党委书记讲话充满了幽默，面对镜头的直白讲述，经常引发满场德国观众的大笑：“我们来到德国，觉得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首先是德国人好绿化，为了爱护植被甚至绕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还很爱护小动物……如果中国工地上有这么多野鸽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还能来德国，我希望能将德国空中客车的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去。”不过领导讲话也有让德国人深思的时候：“我觉得，德国虽然现在比中国好，但是如果不知道变动，迟早要被中国超过。”

那么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是失败者呢？导演吕肯并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这必须由观众自己决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拼命的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受益的当然是他们的雇主，成为了更高层面的康采恩，至于更多的内涵，需要观众自己去体会。”

影片的最后一幕只是一行字：2006年，兖钢从德国引进的两座7.63米高炉，第一次投料产出50吨冶金焦炭，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吸收了德国技术，中国的炼焦技术由此一步跨越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