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从乌鲁木齐大火引爆民怨到中国官方宣布“新十条”，只不过短短两週内出现的急转弯，让不少中国年轻人体会了人生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上街抗议，第一次因而被警察搜查，还有初尝成功争取的滋味。

来自广东的Frank正在香港读大学，上述的“第一次”都是他的经历。当局没有明言松绑防疫措施是为了回应示威，但23岁的Frank对记者说：“民众的呼声是有结果的，说明官方意识到人民开始对争取权利更积极主动了，不像原来那么听话好控制。”

经过近三年的累积，白纸运动被视为疫情防控下的民怨总爆发，自由和人权诉求再次浮上水面，甚至出现直呼习近平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中国官方的反应很迅速，在“新十条”出台前，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解封且加紧追捕示威者，令国内的抗议活动和讨论度冷却下来，大大减缓了发酵速度。中国政府週三（12月7日）公布的“新十条”防控措施，包括轻症患者改为居家隔离、放宽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取消落地检等，也没再提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正在香港念硕士的大陆学生Zoe对德国之声表示：“我不满意啊，这是治标不治本。”26岁的她跟Frank一样都参与过香港的悼念和声援行动。她认为：“治本就是指制度问题、言论自由和各种审查，这些结构问题其实没有真正解决。”

Frank也不尽满意：“这只不过争取到很小很小的成果。一方面大家有收获，但另一方面（政府）还是不让人说话，上海北京等地出动了更多国家机器用国家暴力熄灭活动，感觉还是挺可悲的。”

核心问题未解 冀体制改革

Zoe和Frank两人都在中国大陆出生和成长，在国内读过大学以后才外出升学。这次运动他们那一辈看在眼里，都异口同声称清零政策只是问题的表层。

Frank认为核心的诉求还没达成，“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东西，最简单是要让百姓说话”。念法律的他观察，防疫乱象反映中国社会的法治观念依然薄弱，包括执法者本身也在“践踏法律”，让他特别愤怒。他对德国之声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放轻自己的地位，去想是谁给你权力的，而不是手里拿给人民赋予的权力去欺压人民。”对于政府在示威后作出让步，他反问：“当然要有制度改革，光是党内改善有什么用呢？”

“我最大的诉求是解决根本问题--换一个制度，就是不要独裁。”Zoe对记者这么说。生于九零年代的她认为，从文革到镇压八九民运等事件，中国执政者权力过大，“一直用压迫手段去达成政治目的，却从没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让她感到失望。到了这次爆发反清零示威，国内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Zoe觉得很震撼：“是很多年来很多人都想听到却不敢讲的话。”看著国内同胞冒险发声，自觉不能沉默。“面对强权，我们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我们只有锅碗瓢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表态。”

虽然在防火长城下长大，这些批判思考却从小就慢慢建立，在夹缝中摸索墙外世界的渠道，他们一点都不陌生。

Frank儿时因为好奇为何西方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开始翻墙了解到六四事件和新疆受打压的情况。他说今年十月的四通桥抗议事件，自己当天就在推特上看到了，身边不少人都知道，只是不说。令Frank很震撼的是，相隔一个月爆发白纸运动，国内示威者竟然齐声喊出四通桥横幅的口号。他说：“当下即使横幅被拿掉，但其实是有回响的，没想到大家都记在心里了，而且表达出来，是一种深入人心的回声。”

对Zoe来说，在中国长大的经历正正是心里的火种：在落后城市读书遇到的资源分配不衡、身为女性遭受的歧视、弟弟因是超生孩而长年与家人分离等等。“我觉得不止是体制上，而是整个社会系统都在压迫你，存在于各个角落。作为一个人对不公义感到不舒服，所以反抗对我来讲是一种本能。”她说：“这事令我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意识被管控得很严，但原来大家都没有被完全洗脑。”

中港和解契机？

在白纸抗议最白热化的时候，香港也出现了久违的示威，中环、九龙、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都有过小规模集会。盡管人数仅几十到一百左右，但那已是国安法实施后较大型的异议活动，警方对白纸抗议的态度亦相对温和，到场后一般没有实时驱散。在白纸运动中也看到一些香港抗争形式的影子，例如Telegram上出现不同职能的群组、有支援被捕者的须知和关注组、呼吁示威者“不割席”“Be Water”的文宣等。

香港曾经是中国大陆人接触政治异见和示威的窗口，以及支援维权活动的主力，如今已不复再。中港民间的矛盾已非一日之寒，香港舆论对白纸运动的看法亦趋于两极。有意见认为大陆人在2019反修例运动时批评港人为“黑暴”和支持警察动武，现在不值得同情；也有意见质疑大人陆为了“吃饭”才上街，而非真正政治觉醒。

Zoe在校园里参加了其中一次示威，那天她带著自己打印的标语到场，其中一张写著“境外势力”，她在“外”字上打叉改为“内”。她告诉德国之声：“2019年时‘境外势力’四个字被共产党当作工具，制造香港人和大陆人的对立，把人本能的关爱转化为仇恨，它的目的达到了。但是真正的势力不是境外而是境内，港人和大陆人都是被玩弄。”

对于部分港人的冷嘲热讽，Zoe无奈说，“我当年没有骂香港人，但香港人却把我们跟小粉红混为一谈”。她坦言确实不太好受，但也可以理解港人的情绪。她曾经在外国看过《时代革命》纪录片，很同情示威者，完场时听到香港观众喊口号，自己也一起落泪。她说：“我跟很多香港人更有共鸣，跟多数中国人倒是比较疏远，有点两面不是人的感觉。”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警告，白纸抗议属“颜色革命雏型”，可能触犯国安法。Frank因在校内张贴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者的海报，惹来学校保安报警查问，也听闻有同学被校方约谈。Zoe参与集会后也被便衣警员查问和记下个资。两人同意，虽然香港的示威空间仍较大陆稍为宽阔，但已大不如前。

Frank也对港人的相对冷感表示理解：“香港当初反送中抗争和反对国安法时，大陆人太冷漠了，没有意识到他们抗争什么，也没有支持香港人，所以你现在能期待什么呢？”他期望白纸运动可以成为两地民众和解的起点，即使他自己也一样。“我是从理解到更理解了，这次更贴身了解到港人恐惧的来源是哪里，例如国安法真的就是时刻笼罩在港人头上的一把刀，我也感受到。”

政治出柜后看见同路

中国大陆的抗议声浪愈趋熄灭，白纸集会却在全球各地遍地开花，仍有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团体继续计划行动。Frank和Zoe第一次踏出行动的一步，他们都说自己是朋辈中的少数，但这次经历让其慢慢学会克服心理恐惧，是公民充权的开端。

回想参与集会的一刻，Zoe还是记忆犹新：“我有激动又有一点点害怕，手就不停的抖。心想万一仅有我一个在乎这件事怎么办？同学也会顾虑万一站出来断送前途了呢？”她说大陆有个词叫做“政治出柜”，凡表达政见的人都会被边缘化。“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在政治想法上行单影只，但现在大家都慢慢醒过来了。”

无论此刻诉求有否达成，白纸运动都已经改变了她，以及她对国家未来的想法。“那么多年来都觉得中国好像就这样完蛋了，宪法也被改了。我本来没有信心的，但现在突然信心大增了，因为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这种感觉很欣慰。”

Frank部分在大陆参与白纸示威的朋友，为了避免秋后算帐而提早出国读书，他自己也希望毕业后留港工作，认为这里始终比国内更尊重人权。对于白纸运动会如何塑造公民社会，他保持审慎乐观：“这种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一次两次就改变，不能期望人们做无谓牺牲，但每次能唤醒多一些人就是好的。这次发现不少志同道合的人，以后再争取时会更大胆一些。”受白纸运动启蒙的这一代人，会有实现中国政治改革的一天吗？Frank想了想，说：“未必百分百，但肯定会有部分实现的。不抗争一定没结果，但只要有抗争就有实现的可能性。”

在大陆读书时曾经有中学老师跟她分享自由派思想，加上自身经历，Zoe形容自己是“本能地”对那些价值感同身受。她本来打算在外国生活，但现在有了另一个念头--回国教书。“这想法现在更迫切了，我希望像以往老师启发我的一样去教导年轻人，聆听他们不一样的声音。”

在大陆年轻人都在想如何“润”出去的时候，她可能是异数。继八九年后最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呼声响起后，也许昙花一现，但至少让一代人看到夹缝中的微光。Zoe说正因这次示威罕见，更令她感到积极：“运动没有结束，这个只是刚开始，就像火种会一起烧下去传下去，不会完全熄灭，因为像我这种人还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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