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一般来说，五年计划的编制，至少要提前一年准备，换言之，关于"十四五规划"，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可能一年前就接受了调研和起草任务。但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世界局势的显著变化特别中美关系在疫情期间的急剧恶化，使得原本按套路编制的计划，要进行重大调整，北京高层要密切注意形势的演变，力求使得计划的编制，既符合五年内变化了的实际情形，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按照这样的思路，外界大体可以管窥中国在未来五年主要做什么。事实上，7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所谓"新发展格局"。而新近由习近平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进一步透露了北京高层在未来五年关心的核心问题，它们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所在。

对习近平来说，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很不友好的，他用了"更多逆风逆水"来形容。一方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变化，"进入动荡变革期"，另一方面中国又要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可以想见北京高层是如何的战战兢兢。

在此判断下，中国下一个五年将要调动全国力量，主要做好以下四件事，一是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二是在产业和金融上重点补短板，以新型举国体制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大力发展军备，打造一支能够抗衡美军，打赢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国防力量；四是进一步压缩国内政治空间，使中共能够平稳渡过人心思变的动荡期。

既然未来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是不友好和不安全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为未来五年乃至十年出现经济脱钩和两个阵营做好准备，因此本质上讲，以双循环为表现形式的"新发展格局"其实是中共的"备胎"，即预防最坏情况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和中共统治带来的不利影响。最近特朗普又威胁要和中国进行脱钩，如果他当选下届美国总统，由于正好和"十四五规划"撞期，在关键领域和产业的部分脱钩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这个进程已经开始，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就是意在使两国科技脱钩。

对中国最坏的情况是世界形成以西方为主导、囊括了大部分新型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阵营，和中国单一阵营的对垒，这种极端情况尽管发生的概率很低，然而即使某种程度的出现如美国建立起了围堵中国的民主联盟，那么对中国的经济也将是灾难。因为中国主要的国际市场是在西方。经济一旦受困，接下来就是就业和财政危机，不但影响民众的生活，也将让其他增强和扩大北京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包括解放军的武器现代化因财政压力而无法推进，连锁效应的结果，最终将威胁中共统治。这是北京高层不愿看到的，必须对此早做规划和布局，为中国的经济建立一个"免疫"体系，以逐步减少对国际市场尤其西方市场的依赖。

双循环乃就经济总体而言，在建立双循环的过程中，一大重点是补产业和金融安全以及核心技术缺乏的漏洞。从中美贸易战和在科技、金融领域的较量看，中国虽有全产业链优势，但大部分产业还处于中低端，而在高端产业和一些关系国防和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上，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差，被美国卡脖子，它们是中国的短板，华为就是一个鲜明例子。想必北京高层对此有切肤之痛。但这些产业对经济、中国打赢新冷战以及稳定中共统治，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北京高层势必会把它们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短板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用举国之力去攻克和突破，将一个个漏洞补上。贸易战以来，习已多次强调要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并结合市场经济的新举国体制，集中攻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产业和技术短板。

双循环经济和产业领域的补短板也涉及中国的军工产业，对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打赢高科技下的战争，意义自不待言。虽然中共政治局会议和经济社会形势座谈会没有提及这块内容，但"十四五规划"肯定少不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因为它直接涉及中共的国防安全和统一大业。

从中美军事对抗来看，随着美军更深介入南海和台海，频繁在南海进行自由航行，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派军舰穿越东海和台湾海峡，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越来越高。中国还要预防台湾独立，对台进行武统威慑，和印度在高原的武力对峙以及其他预料不到的突发事件，这些都依赖一支强大的军队。解放军最近频频在周边海域进行实弹演习，为的就是检验战争打响后的军队作战能力。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最后的手段也是军队。而在武器和战力方面，解放军和美军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这让北京高层寝食难安。"十四五"这块短板要尽快补上，缩短和美军差距。

对外界而言，既要捕捉领导人讲话、会议或官方专家学者透露的信息，但也要从官方不提的，或意欲掩盖的事物中看懂北京高层的意旨和关注点。就下个五年计划言，除了上面论及的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确保党的稳固统治亦是北京高层操心但又不愿点破的。

虽然前述几个方面背后都指向党的统治，为中共在动荡期的稳固统治扫清各种障碍，填补漏洞，然而北京高层会把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作为特别需要处理的直接关涉政权安全的重大问题来防范，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判断目前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会持续很长时期，它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人心产生什么影响，对党内导致何种冲击，北京高层其实是没底的。

现实也使北京高层有如此忧虑。从最近几年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党内尤其是红二代出现的几起反习反共事情来看，他们已经感觉到人心和党心的微妙变化，尽管外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保驾让中共的合法性暂时无虞，但倘若外在局面对中国越来越严酷，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又得不到很好解决，那么它终将要反馈到党内，出现党内更大的分化和分裂是可期的。所以，北京高层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利用党所掌控的资源和"武器"，特别是宣传和警察工具，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收紧社会和党内的政治空间，加强对官员的人身捆绑，在下个五年，都是应有之义。

中国下个五年当然要做的事有很多。但从优先顺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看，上述四者会是北京高层的首选。中共已经判断中美对抗至少要贯穿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阶段，在这15年内，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都将恶劣。其中，从明年开始的五年又尤其险恶。因此，在北京高层看来，假如把这五年该办的事做好，美国以后就奈何不了中共。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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