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如果你要我回答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算命先生。关于中国的国运，十多年前就一直有人在唱衰，而且是严肃的学者，断言中国/中共即将崩溃。也有人用"70年大限"来解释。后者指的是一个政党连续执政70年，一定会出大问题，甚至垮台，该说法是从苏共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这里的"70年"是一个约数，非是说70年一到，那些政党马上要失去执政地位乃至灭亡。因为世界上连续执政70年的政党太少了，在民主国家一定不会出现，日本的自民党是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党，但距70年也差得太多，因此，能够连续执政70年的，必定是威权或专制国家的政党。

中共去年庆祝了它在中国执政70年的历史，看起来破了这个规律，但也可能刚好在大限内，一些人等着看它能否在中共身上应验。恰好中国在这两年处于多事之秋。去年有贸易战和香港抗议，今年干脆来一个新冠疫情。虽然中国已经较早从疫情中复工，但从一季度的经济情况看，惨不忍睹，同比下跌了6.8%，负增长。有机构预测中国全年的增长水平只有3.2%，差不多是改革以来最低。

然而，真的能够达到这个增速，其实相当不错。想想看，中国如今是全球第二大体量，相当于美国的70%多，而美国多年来的年均增速，也就保持在2%左右，其他西方国家，经济体量比中国少很多，增速还没有美国高。假如没有疫情，中国政府原先预计的增长水平，是6%多点。

不过问题也在这儿。从6%掉到3.2%，跌了一半。除非西方几大经济体今年也是同样的降幅，否则，中国这个跌幅蕴含着经济增长潜能预计到顶、无法再有多余释放的风险。

中国的发展是个"谜"，不能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我之所以用"发展"一词而非"增长"，因为两者在经济学上并非完全等同，发展更强调均衡性。说中国发展是个"谜"，原因在于它无法解释以下悖论：中国改革40年，年均经济增速达8-9%，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速，证之世界历史，可谓绝无仅有，无论美国日本韩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高增长的有，但充其量也就在20年内，之后增长水平回落到3-4%甚至更低。可西方国家和韩国等，却在这段时间内，先后实现了现代化，人均收入水平很高。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非人均GDP--即使现在还处于世界平均收入以下，仅仅用人口太多是不好解释的，不说日韩，像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其人口密度也要超过中国，人家经济增长水平比中国低很多，可人均收入比中国也高。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无效和浪费的，包括腐败、庞大的控制社会的成本即维稳经费、以高铁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超前的基础设施消费、过度大方的对外援助，以及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如果把这些超出市场需求的部分特别是前两项的资金返还给民众，以人均收入衡量，中国早已进入现代化国家了。这部分无效和浪费的资金，与国家的制度有关，实际是中国发展的制度成本。每年经济增长的一大部分，都被这个制度吞噬了，致使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被延长。

要使人均收入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现代化，就需更长的时间和至少6%以上的增速。然而正在这时，新冠疫情来了。

这当然没有否认中国崛起的意思，恰恰相反，这些对国民收入来说无效和浪费的部分，支撑着中国崛起的外观。一个国家的崛起，无非以软硬实力的形式呈现，中国更多的是硬实力崛起，硬实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而经济重点看总量。另从美国打压中国看，也能感受这点。两国冲突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如果中国够不上对手，美国才懒得这么费劲和你较量。事实上，意识形态输出本身也反映中国崛起态势，至少中国现在认为自己有资本向外界输出这套发展模式了。

无论是成为发达国家，还是同美国扳扳手腕、搞对抗，都需要钱，在中国存在严重的制度成本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和较长时期的增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但新冠疫情冲击的也正是这点，它使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变得更差。从后疫情时期的地缘政治看，各国将加强政府的管治权，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会显著增强，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交事务的处理，促使全球变成一个以邻为壑的丛林世界。尽管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不会被颠覆，但经济的"去中国化"将提速，各国政治上对中国的梳理感会加强，美国会进一步强化单边主义行动，和中国将处于事实上的敌对关系，西方为防范中国，在对华关系上会加强协调。而疫情索赔和台湾等问题，也使战争风险提升。可以说，疫情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是非常不利的。

大概北京也看到了这个趋势，虽然没有放松政治控制，但经济上也在做各种准备，如4月9日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过去一直推而不进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做出部署，同时采取亲外资的姿态，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北京算是保持头脑清醒，没有随美国起舞。

西方抗疫物资受制中国的现实固然让他们警觉和中国经济联系过密对本国安全带来的风险，从而加快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的步伐，但唯利是图毕竟是资本的本性。有人说，后疫情时期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商业往来会更密切，形成一个体系，不与价值观相对的国家做生意，从国家层面来说，可能有这种想法，但具体到企业，只要有利可图，要它出于非政治原因放弃某个市场，很难做到。所以，若中国继续对外资保持友好，深化改革，减少市场管制，加上市场、交通、物流和劳动力素质的综合优势，尽管这些年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也在提高，但要想让外资全面或大面积撤离中国，可能性不是很高，有些外资会撤离，另一些外资会进来。因为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些经济困难的西方国家，可能就更愿意同中国打交道。这样的话，中国经济虽然在疫情后会受影响，但总比外资全面撤离好得多。

中国也需要避免战争的出现。因为假如发生战争，最后一定是中国和西方的对抗，而非仅仅是同美国。输了就不用说，赢了，对经济也是非常大的破坏。有人会举美国的例子来说明战争对经济带来的不一定是破坏作用，美国正是利用二战开动马力进行生产而走出大萧条困境的，但美国是在二战已经打了几年后才正式参战，而且在参战前，同交战双方都做生意。今后战争若真要发生，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交战一方，所以美国的例子是不适合中国的。

总而言之，后疫情时期大概率会呈现中国-西方的两极对立趋势，从较好的情况来说，即"去中国化"的速度不那么快到来，中国的经济至少在中短期会处于艰难爬坡状态。长期则要看制度成本的升降。但这涉及政治体制的变革。从最坏的情况，即外资全面撤离中国，西方对中国封锁市场，特别是爆发战争看，那就不是艰难爬坡，而是回到朝鲜。

所以，国运是否衰落，取决于北京的应对智慧，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趋势是不好的。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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