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政府4月下旬连接开了四个会议，主题只有一个，防疫情，稳经济。从中国股市五一节前的暴涨来看，市场收到了当局接下来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的积极信号。

在这几次会议中，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每月末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是中国真正的决策机构，它每月的会议根据当月和之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立要讨论的事项。这次会议当局向外界传达的信号，是经济到了不得不全力以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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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台后的9年多，正值中国经济从增长的高峰一路回落。此前，中国经历了30年的高发展，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经济增长的惯性，在长时间的高增长后，自身有一个调整要求，会回落到一个相对正常的区间。但中国长达30年的两位数增长，也确实很罕见，除了中国起步时的基数太低，国土广袤，人口太多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外，也同中共独特的体制有关。这个体制可以为了某个目标，施加各种政策工具，而这即使同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未必都能学的来。可这样一来，在成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在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很可能会拖累中国，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落后。

治理手段粗暴野蛮

习和他的幕僚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积累的风险，也开出了供给侧改革的药方。但是习的手段太粗暴，尤其到后期，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从粗暴到野蛮，就像今天对病毒的清零一样。这种粗暴野蛮将供给侧改革的良好初衷完全破坏掉了，吓得各路资本要么躺平，要么跑路。

问题不仅如此，各级官员——可能少数除外——过去这些年都把心思用在搞政治，看习的脸色行事，对经济完全不上心，也没法上心。习反腐可能确实让官场清正了些，但也压制了经济，因为一个能干官员很可能是贪官，他今天在研究怎么搞活经济，明天就被纪委带走。在官场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把心思用在经济上。而且，习还发动各种政治学习和效忠运动，整天给官员灌输各种政治安全经，他们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搞经济，眼睛一直盯着中南海。可以说，中国经济过去几年还有一个不错的增速，很大程度是出于经济惯性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当局的经济政策。

此种状况在疫情后的当下遇到了极大挑战。疫情发生后的前两年，中国通过严防死守较快控制了疫情，利用这个先机及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中国经济表现得比大多数国家要好。但也是该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经验让习背上了沉重包袱。西方国家用死几万到近百万人的代价换得了最先开放，而此时中国却因清零政策而陷入疫情的泥沼。尤其是上海封城以及各地为避免出现上海的灾情而加码采取的极端防控措施，不仅带来层出不穷的次生灾难，引爆民怨，更造成经济一落千丈。没完没了的封城和经济的可能崩溃现实地摆在当局面前。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4.8%，低于当局设定的5.5%目标，二季度有可能负增长。再加上乌克兰战争产生的地缘政治变数，这样下去说不定会严重冲击二十大，这是让习最揪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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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习必须自救，在疫情防控和发展经济间取得一种新的平衡。政治局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此提出了“九个要”，动用投资、财税、货币、消费和资本等各种政策工具，释放出稳经济的强烈信号。从上述会议看，当局发力的重点会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重点。基建向来是中国政府的强项，也是此轮稳经济的首要任务；
2. 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这是着眼于稳就业，也有传言称可能直接对民众发钱刺激消费；
3. 全面放开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它的关联形非常广，过去中国政府救经济时经常用这手。习上台后为遏制高房价和炒房，在过去5年死死压制房地产，甚至直接冻结房地产交易；
4. 对平台经济实行常态化监管，放松对各类资本的打压，避免资本选择躺平，促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然而，中国当局这套名为稳经济实为救经济的系列举措，特别是对资本和资本家的信心喊话，真的能够实现预期效果吗？恐怕很难，有些晚。

习不下台 信心难寻

市场经济是信心经济，也是信誉经济。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投资家，信心没了，对前景不看好，对政府不信任，任政府如何鼓动，出台多少刺激政策，短期内也许有效，长期看难打消市场的怀疑，除非市场公认的某种标识能够得到扭转。在中国在当下，这种标识就是习近平本人。人们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对前景丧失想象，说到底，是对习这个人没有信心，对他能够改好，把中国带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有信心。如果说过去一部分人对他还有点信心，这次上海抗疫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的乱象，把这部分人对他的信心也浇灭了。所以，习近平不下台，大众和资本家的信心就难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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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来看，当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的多数荷包已经瘪了，预期未来会更困难，这个时候政府即使直接向他们发钱，所能起到的刺激消费作用有限。中国民众尤其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在过去十多年来有很大改变，西方的一套消费模式在他们中很盛行，但这是建立在经济会向好，工资会一步比一步高，人们对未来有很高的期待的基础上。可如今现实很严峻，失业很普遍，今年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期望值已降到6000多元人民币，合1000美元，这种状况如何让人们大把消费？有的只是过紧日子的想法，尤其经历过过去艰苦生活的人。
有鉴于生计不易，放开对房地产的控制这个过去对政府非常有效的拉抬经济的手段，估计这次也不灵。尽管前几年当局对房地产打压得厉害，房价跌下了不少，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依然很高，而且地方政府不允许房价跌回原来的水平，否则它们的财政状况会更恶化。所以这次放开房地产对部分有余钱想改善住房的人，可能会吸引他们买房，但要起到繁荣房地产行业的作用，基本不太可能。而且还有一个中国人口老化的问题。

资本寒心

至于资本，要恢复它对政权的信心，就更漫长和艰难。习近平这些年对资本的打压，严重伤害了资本和资本家对中国经济和政权的信心。虽然当局强调对各类资本一视同仁，但实际是带着防范和警惕的心态去利用非国有资本的，反映的是习把非国有资本看作政权的异己而非共容的力量，尽管在现实中当局已经离不开它。过去几年，当局通过腐败和偷漏税的指控，将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本集团的掌控人和私人企业家秘密拘押，投入监狱，没收他们的财产和企业，使资本和企业家战战兢兢。尤其在去年，当局以反垄断和规范为名对以阿里和滴滴两家公司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和教培行业严厉整治，让中国的非国有资本彻底臣服，可也寒了资本家的心，他们能够选择的消极反抗方式，就是躺平或者跑路，没有了资本的驱动，经济也因失去动力而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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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局因经济困难想重新唤醒资本对发展经济的热情，但习近平对资本的戒备并未减轻。在4月底举办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把资本上升到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实践和理论问题的高度，指规范和引导资本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局举行这次有关资本的集体讲座，目的是要为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松绑，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但习仍不忘警告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要强化反垄断，为资本设立“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种“既要……又要……”的表述，典型说明习面对资本的矛盾态度。它当然会使得资本家心有余悸，不敢赴当局稳经济之“约”。

可见，在当局这轮稳经济的“大戏”中，真正能够指望的是基建，因为这是政府能够直接掌控的一块，其他的几方面多少会有一些效果，但难当大任。就2022年来说，由于二十大需要一个漂亮的成绩单，至少不能太难看，当局会想方设法加码刺激，以确保实现5.5%的经济增速，或者接近这个指标。但往后，稳经济的效果会递减，由于无法调动民众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大概率会持续衰退，并有可能出现滞涨。

说中国正处于最近30年来最艰难的状态并不为过。造成这个后果的是习近平，谁要他大权独揽呢？一人既然兴邦，也能废邦，习近平做的是后者。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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