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这次的全球气候大会 （COP）开得很窝囊。 其中的窝囊之一，就是根本没提结束战争的事，好像在乌克兰的战争没有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一般。在这背景下，人们只能去谈一些似乎是很重要，但却不是追根究底的事。于是乎，便在发展中国家的呼吁下，出现了另一个窝囊，即成立了所谓的“气候灾难补偿基金”。 但也正是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引发另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是否必须气候受灾国买单。

中国的作用

本来联合国已经有相应的机构和措施来应对排放问题。这主要分两块，一是“mitigation”（即减排），另一个是“adaptation” （即帮助受影响国适应已经变化的环境）。应该说，这两块尤其是第一部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出路。但是这次成立“气候灾难补偿基金”，增加一个机构，表面上是迎合了受灾国的需求，而客观上是中国外交积极活动的结果。中国在大会期间巧妙地利用了两个集团。一个是所谓的“G77加中国”，而实际上成员国有134个，另一个是一个包括中国、由24个国家组成的集团，自称 "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集团"。 在后者，不仅白俄罗斯、伊朗、缅甸、叙利亚在内，而且印度、印度尼西亚也在内。 通过为这两个组织代言，有意地强调30年前气候变化大会制定的一些章程，中共显然成功地强化了所谓的贫穷的南方跟富裕的北方的紧张。 

大会一开始，成立这个机构并非是个议题，但在大会最后，美国、欧盟尤其是德国作了妥协，决定不再反对成立此机构，但同时，从西方阵营中，让中国对此基金做贡献的呼声不断。德国发展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大会上毫不含糊地呼吁中国也必须为新的气候灾难补偿基金付款。

而中国则以自己的是发展中国国家的身份，表示支持“损失与损害”赔偿机制，但中方没有义务参与。但同时又表示，中国会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在这个机构的框架内，为应对世界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里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中国的“身份”问题，即中国是否是个发展中国国家。

维护“发展中国家”标签

首先，应该指出，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来通过其“发展中国家”地位获益匪浅，包括产业补贴和获得国际组织提供的低息和无息贷款。从绿色能源（风电、太阳能）技术上来说，正是因为有了30年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中国从西方国家几乎是免费获取不少制造技术，从而成为现在世界上风电和太阳能设备制造的第一名。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政府因为“发展中的国家”的身份在联合国获得的政治上的好处也不少。因为这样至少提供给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言人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钢在去年12月中国入世20周年的时候表示，中国将继续保持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尽管中方也知道，有很多方面显然是比较勉强。于是，中国公开表示愿意有限度地放弃一些发展中国家享受的特别待遇，

总之，极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标签，能让中国“两头通吃”：一方面可作为一个大国跟美国平起平坐，另一方面能在发展中国家中，以其中一成员而获得穷国的认同。

标准的问题

国际上围绕到底何为“发展中国家”、何为“发达国家”尚无公认的具体界定标准，如何界定“发展中国家”是个有待充分回答的重大问题。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名单。根据年国民平均收入 （GNI per capita）进行分类。收入低于995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收入低于3895美元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收入低于12055美元是中上收入国家，收入高于12056美元则是高收入国家。中国2021年的国民收入为11890美元，应该是中上收入国家。     

我们暂且不谈上面数据的准确性，就凭中国政府这几年在全球撒钱，就很难为其“发展中国国家”的身份辩护。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凭借超过660亿美元的总资本，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国际开发银行系统内的第二大贡献国。这些银行每年向贫困国家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补贴贷款。 中国在短短10十年内为全球近150个国家的开发项目提供了约1万亿美元的贷款和其他资金，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债权人。

标签与理论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既有钱，又有发展中国的地位，在这次大会中有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很赞成欧盟和德国提出要中国买单的说法，但却因害怕中国的报复而不敢吱声。 这次唯一敢表态支持欧盟要中国参与买单的国家是加勒比岛国。 相反，个别从中国得到好处的国家反对西方国家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分离出去。 

而中国政府也正好利用90年代的规则，来掌控全球的气候政治。 30年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根据其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承诺，发达国家——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者——将承担所需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他们还应该帮助穷国以低二氧化碳的方式发展，并适应极端天气的影响。而客观事实是，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累积排放量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要多。1992年，中国并不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之列。现在它是第二名。三十年前，中国的排放量约占世界年度总量的12%，2020年其份额达到31%。

修正游戏规则的努力

这次大会显然体现出来，西方各国正努力对当初的游戏规则进行修正。就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考虑到2022年而不是1992年的国家经济状况”。 但这种修改规则的努力还才是刚刚开始，而且远不算成功。 在“气候灾难补偿基金”的事上，中国今后很可能放弃一些惠利（譬如获得资助金的资格），从而赢得其他穷国的赞赏。但是，“发展中国家”标签丢不得。 

气候政治战远没结束

“气候灾难补偿基金”虽然成立了，但除了文本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未知数，例如资金从何而来、资助标准等。 而西方国家显然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要求所有引发气候灾难的国家都必须参与付款。 却没有把印度、印尼等区别对待。因为前者的排放跟中国远不是一个等级上的。

其次西方国家本身也有一个重建信任感的问题：13年前，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作出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其适应气候变化，并减缓气温的进一步上升。然而，这一承诺并未兑现。

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来说，参与“气候灾难补偿基金”根本不是中国感兴趣的事。因为中国，跟以往一样，喜欢一对一的互动，而且最好是不透明的互动。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就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块牌子能保持多久了。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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