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几乎是从零一跃跻身全球最有实力国家的行列。从2010年开始，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如果以购买力计算，中国甚至自2014年起登上了第一大国的宝座。按照目前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总量将再次增加大约6.7%。

不过，这一令人惊羡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举债。特别是自中国为克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果而推出大规模振兴经济计划以来，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0月公布的数据，中国的总负债从当年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BIP）的145%猛增到目前的270%。

产能过剩

最成问题的是迅速膨胀的企业负债（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企业负债达到GDP的169%）。中国的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几乎拿不到贷款，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今年前3个季度里的投资同比增加了21.1%，私有企业只增加了2.5%。显而易见，国有银行贷款的大部分一如既往流向了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经常利用这些资金，来提高早就缺乏需求、在经济活力下行的背景下愈发成为负担的产能。

这造成了供求关系的剪刀差迅速扩大，无论是在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还是在造船、炼油、化工、铝制品以及造纸领域。以粗钢产业为例，生产利用率从2008年的大约80%降低到2015年的67%，实际产量从12亿吨降到8.03亿吨。而与此同时，钢铁的过剩产能却从1.32亿吨上升到3.97亿吨。即便如此，优质钢材还是得从国外进口。

利益冲突

所有以上行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导它们的不是国企就是公共企业，股东常是地方的重要机构，而其在当地的利益让其阻止产能的降低。在面对31个省份因为担心丧失影响力、工作岗位和税收而反对减少过剩产能时，中央政府似乎无计可施。

只要中央同地方之间没有行之有效的金融平衡机制，各地方机构没有赚取收入的机会，那么如果国家财政体制不进行相应的改革，这一窘境便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政策恰恰事与愿违--用企业的规模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其含义是：谁小就先关谁。自相矛盾的结果出现了：不是关闭企业，而是在当地继续投资，直到企业达到不能被关闭的规模，经常的情况是还要超出这个规模。

此外，国家在能源、水、土地方面进行补贴，也对这些在市场条件下并不盈利的企业提供贷款，让其得以长期维持下去。这些企业也很少对环境、卫生以及安全领域多投资，而这些在地方都不被追究。

改革势在必行

从以往的经验看，产能过剩的问题，光通过制定目标和展开运动并不能得到解决，因为问题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对能源、土地和水进行价格改革已非常迫切，改革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创造其他的收入渠道也势在必行。

此外，中国还需要一个能够安置那些因企业倒闭而下岗者的社保制度。换言之，中国的经济模式到达了一个拐点，仅仅进行表面的小改动已经不能奏效。现在要进行的是深入的改革，这在一些情况下也意味着，要将中央的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或者交付给市场。

Stefanie Schmitt是经济学博士，目前任职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联络处（Germany Trade & Invest）的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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