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迄今为止的电影审查制度可谓沉疴已久，在当前"解放思想"的呼声之下，关于《沃土》的争议，或许能成为一个推动改良的契机。

1. 何为"龙标"？

"龙标"是指中外影片通过当局审查，在中国大陆获得放映资格的标识：其出现在每一公开发行的影片之首，为绿色背景之下的一条金龙。而龙图腾之意象，恰与电影审查制度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不谋而合：即始于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是从当政者或贵族角度出发，确定社会之中的身份等级及外在行为规范；并以艺术作为伦理教育、情感导向的重要的社会润滑剂。近年来最符合该隐秘心理的大手笔电影，当推第69届柏林电影节（2019）闭幕式上临时取代《一秒钟》的华丽的《英雄》。

这也助于理解：为何电影作为独特的西方视觉艺术一传入中国（1896年左右），随即于本土制作首批长故事片时即遭审查呼吁（1921年的《阎瑞生》与《张秋生》）；而其推动者，恰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文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江苏与上海的教育、民俗社团）。

然而，即使是在当时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新旧文明交替之时代，所谓的电影审查也主要在于是否"有伤风化，违背道德"（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并无政治因素。总体说来，民国电影审查重点在于道德教化与民族主义情感（如针对"武侠热"及"辱华"元素），但意识形态并不强，因此颇具"革命性"的左翼电影亦能崛起。

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1949），新的电影审查制度则几乎没有脱离政治-思想因素：毛泽东1951年于人民日报撰写著名的"520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刻划平民教育家的《武训传》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此后，随着文艺界对《海瑞罢官》的深入批评，中国电影业更是一度陷于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荒谬时代。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90年代的电影产业市场化以来，电影逐渐回归娱乐化之重心。然而，虽然看似是资本引领着电影投资及票房，但国家仍以延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干预意识形态，并成为实际上的资本引领者。譬如电影审查于2018年正式归于中宣部辖下；而即使是"划时代意义"的《电影产业促进法》（2017），亦明文规定：未取得"龙标"的电影不得发行放映（第20条）、并不得参与电影节（第21条）。

以娄烨导演的《颐和园》为例，因涉及"六四"背景与性场面，于2006年5月15日提交审查之后随即遭拒（5月16日），被指为"技术原因"（如画面太暗，声音不清楚等）。其于次日再次提交而再被拒审。5月18日，其携无"龙标"影片参加戛纳电影节，此举被视为对审查制度的严重对抗，从而被罚，禁止娄烨在五年之内不得从事电影制作。

而在本届柏林电影节上，未获"龙标"、甚至在参映前夕被命撤回的王小帅导演亦在采访中坦言：自己虽为影片能于柏林举行世界首映礼而感到高兴，但却"必须先面对压力"，"无论确切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而出于逆反、好奇或同情心理，这反而激发出更为高涨的观影兴趣。

2. 电影审查制度的顽疾

在《沃土》即将亮相柏林国际电影节前夕，《综艺》杂志（Variety）指出其已在15个月内进行过50多次剪辑删改，但仍未过审。此种"异乎常情"的局面，恰恰说明中国电影审查制度长久以来的混乱状况并未改变。

首先：虽然史上各种电影审查规定均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创作禁区，但标准却十分模糊空泛。如《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6条虽指定了"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诋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八大禁区，但具体细则如何，却全无进一步说明。

在这种"虚无缥缈"的所指之下，为了顺利立项，电影人只能首先进行变本加厉的自我审查。但正如王小帅导演所言："在长期的审查压制下，想要敞开心扉自由创作相当困难。当我有一个故事要讲时，必须首先应对审查制度，这无疑扼杀了我自己的创作和表达。"

其次：由于审查程序并不透明，且缺乏充分公信力，审查结果及修改程序往往令电影人无所适从。譬如电影审查团队来自各行各业（一般为36人左右），以2006年最后一次公布的信息为例，其中专业影视编导（多为退休人员）仅占8%左右，学界人士仅为12%，而其余80%则为各部门领导或宣传部门负责官员，如公安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统战部、妇联宣传部，司法部、中宣部等。

由于审查过程并无统一标准，且不对公众开放，亦无评审记录，所以当影片一旦遭拒，导演往往不得不在修改期限费尽心思地"揣摩上意"。《沃土》历时15个月的50多次剪辑删改仍不过关，显然症结仍在于傲慢的公务员内部制度：即决定"生死"的公权力一如既往地并未明示工作细节，即指出影片应在何处修改、如何修改，从而导致整个项目的疲于奔命，甚至最终陷入停滞。

此种运作性弊端不仅为导演带来毫不必要的精神折磨与创作打击，亦意味着影片无法在中国院线排档上映，无法争取票房成绩等现实问题。除却投资方的血本无归，这亦是各种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正因如此，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亦招致影业界人士的一致不满，因无人确定令人头疼的红线究竟何在。

不仅如此，以国家意志出现的电影审查干预，近年来也使柏林电影节遭受空前压力。如果说在第69届电影节上，《一秒钟》的临时撤换使其难堪地打破了公平慎密的票务原则，破例予以退票；该届电影节则面临着更为尴尬之境：

似乎是为低调起见，柏林电影节不仅稍晚才公布《沃土》入选，且将其放入"新生代儿童单元"（Generation Kplus）。虽然此举的确令该片原本没有引起过多关注，但在上映期间，其厚重的题材、沉重的历史是否能为儿童或青少年们所理解，所引起的争议直指"单元划分是否存在技术性失误？"；而其压抑的基调及未被删去的性爱场景是否全然适合儿童保护原则，也引起教育工作者们的质疑与不满。

3. 《沃土》是否能与"主旋律"相容？

虽然上述荒谬的运作，导致了一系列荒谬的困境，考察《沃土》的成片过程，不难看出王小帅导演为争取"龙标"而做出过种种努力：

譬如：其认为"沃土"的名字具有双重性，因而有可能被视为"宣传片"；而其拍摄场地甘肃省靖远县，也的确把《沃土》的选址作为农村建设成果而加以宣传；而根据影片开端显示，其甚至在拍摄时期获得了上海市的相关影视促进项目。只是这一切，似乎仍然无法改变目前的重重压力。

客观而言，《沃土》在剧情上并非是一件完美作品，譬如恰恰在敏感的土改题材方面，其并未铺垫"太爷爷"的丰厚财富从何而来，是否存在真实的剥削关系，而让其只是作为旧制度下天生的"贵族"身份而出现。由于对社会结构缺乏批判性反思，这亦使得具备独立判断力的观众无法对其付出全然的同情与信任。

但《沃土》最为成功之处，恰恰是以完全私人性的视角去感触历史，甚至试图以孩子一样纯真青涩的身份去观看历史的迷雾。此种多元性、个体性的叙事角度，正是对国家单一性质的宏大叙事的有力补充：即温和的私人性批判，在揭示出切身问题的同时，并非是与"主旋律"刻意对立，而是对一代代记忆的正常的补充、竞争或拾遗。

譬如，其对农民命运在各种政策变迁下的整体刻划，与当下中国农村政策的脱贫、致富等物质关怀相比，总体说来并不冲突。只是，其显然倾向于针对个体的细腻的人性关怀：即那些在国家意志下被忽略的对乡土的眷恋、对城市化的隐隐担忧；以及渺小人物们在各种运动中无法自主选择、被时代潮流所挟裹的无力感等等，以及他们私密的身心创伤。

而当这些幽微的声音的确亦需在时代的嘹号中被听见、当这些个体所面临的矛盾与失落不应仅被官方叙事而淹没，其从而也需被国家赋予更多的平等性的人格尊严、精神尊严。遗憾的是：一纸"龙标"，似乎恰恰抹杀了这些小人物的思想感受与话语权。这也正如在刚性的行政式的电影审查之下，王小帅导演的《沃土》业已超越原本关于农民与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关怀，而不得不升华为其所声称的："我想用我的电影来倡导表达自由。"

本文作者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国际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