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目前不知许章润被抓的具体因由，传言为"嫖娼"，但这是一个十分荒唐和龌龊的罪名，因为在新冠疫情下，许不可能跑到四川去"嫖娼"，而且官方在今年3月已将卖淫嫖娼收容条例废止。倘若传言属实，将一个被废止的罪名安在一个法学教授的头上，显见当局的目的是要污名化许教授的人格和声誉，表明为打压政治异己和异见人士，当局已经连底线都不要了。

但无疑这不是抓捕许章润的真正原因，对于一个教授的所谓"嫖娼"，按照当局的行事风格，是完全用不着兴师动众，出动十多个警察的，这样的动作，只有在对待政治异见人士才常见。不难猜想，让习近平和当局忌恨许章润的，是在今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他写的几篇批判习近平政权的振聋发聩的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恐惧的人民将要愤怒》等，这几篇雄文在公众中广泛传阅，启迪了民智，它们和随后许志永的吁习《劝退书》、任志强的九千言讨习檄文一起，构成了今春中国公共言论市场的"美丽风景线"。

但或许是忙于新冠疫情的防控，或许是忌惮许教授的名声，或许是他除了言论外并无其他"越轨"之处，当局当初只是限制了许章润的行动，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现在事过境迁再抓他，很可能是他在纽约出版的《戊戌六章》一书触怒了龙颜，该书是他批习六文的结集，据操作此书的人说，原本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答应出版它的，设计和排版都准备好了，但在内地压力下，不敢出版，后移师纽约，终得出版。

由此反映出中国内地和香港言论市场的恶化，也预示该书的出版可能会给作者带来大麻烦。现在果不其然，只是当局假用"嫖娼"之名，十分无耻。文字狱在中国有千年历史，不绝如缕，习近平时代，更是频繁使用。此次抓捕许章润，不仅是要惩处许本人，更是当局借此昭告天下特别是知识分子，敢"妄议"政治，诽谤当局，批判领袖，都会落得和许教授一样的"下场"，甚至更严厉！

许章润被抓和接下来可能的牢狱之灾，是中国知识分子严冬的开始。此前当局对言论和舆论的管束，用时令来比喻，可用瑟瑟深秋来形容，许章润事件则表明进入了寒冬。因为尽管之前不断有大学教师如前不久海南大学的王小尼和湖北大学的墚艳萍因言论受到当局开除公职或其他如停止教职调离岗位的处分，但鲜有因言入狱的，然而今年破了例，许志永据传在5月已经被警方二次逮捕，任志强也遭强制措施关在当局的纪委培训中心几个月。和他们二人比起来，虽然都因言获罪，但许章润事件还是有区别。在当局眼里，许志永是从事行动的人，贴有"公运"标签，当局对有组织的反对者，从来不手软，许志永也曾因此而被当局判过刑，所以这次很可能是他的这个色彩让当局不放过他。任志强的身份更复杂，他是房地产商人，但也一直活跃在公共舆论中，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过从甚密，他还是红二代，且同中共高层中的一些红二代高官有着密切关系，是红二代中自由派的核心人物，其资源和社会关系让当局格外不放心，这或许是他此次遭当局拘押的原因。

许章润则是一个纯粹的大学教授，一介书生，以教书育人为业，辅之以公共写作，通过写作、言论和发声而介入公共生活，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客观地说，当局对这类知识分子，不像对带有行动家特色的知识分子或者某种有着更复杂背景的知识分子，处罚相对不那么严厉，后两者在当局看来，对当权者和政权的危害是直接的，而言论影响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思想的危害是要通过一个过程和媒介物才能显现的。这也是现实中多数违规的老师仅仅被当局警告的原因。从这个意义说，许章润的被抓捕，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标杆。考虑到他在清华大学做老师，本人又是知名教授，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声誉，这两点因素在当局决定惩处他时多少有些顾忌，就更是如此。故而，称许章润事件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寒冬，是恰当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做更深入的思考。完全可以推断，在当下中美对立，社会不安加剧，人心思变的特殊时期，有任何影射、批判当局和领袖，传播西方价值观，影响民众对领袖信心，引发或加剧社会不满，动摇党的统治的言论，都是当局不能容忍的，必须做到舆论一律，集中到领袖的思想，全民只用一个大脑思考，像一个人的手足听从大脑的指挥一样。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让异见者闭嘴，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敢于挑战当局和领袖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被大众看来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知识分子，拿几个出来祭旗。这样，其他怀有二心的人士，包括一批不满当局统治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惩处，就不敢出来"放炮"，乖乖地自觉地噤声。

 

此种法术在中共统治史上并不鲜见。中共建政后，有两个时期对知识分子进行过大规模的迫害，一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约有50万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并有40-70万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或工厂进行劳动改造，有些则被处决；二是1983年开始的反精神污染，它不仅迫使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去职，更导致文革结束后的解冻时期思想理论界的活跃局面嘎然而止，重现万马齐喑，知识分子人人禁若寒蝉。至于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则一直没有断过。

历史一再证明，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没有辩诬、反驳、争鸣、批判、反对，天下鸦雀无声，哪怕这个声音是真理，哪怕这个大脑再聪明，也会变成谬误，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特别是决策错误。何况，领袖也是常人，其知识是有限的，所需信息很多时候是失真的，建立在有限和失真基础上的决策和政策，不可能正确。这样的错误越多和越严重，带给整个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中国正在进入这样的状况。

知识分子不是社会的百灵鸟，而是乌鸦，是上帝专门用来为统治者挑刺，说丧气话，不是来为统治者唱赞歌的，他们一般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所，存在的价值。一个社会，这样的知识分子越多而不感到害怕，这个社会必定兴旺发达。

可惜，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视知识分子为异己的否定力量，中共对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敢发出不同主张和声音的知识分子更是严厉压制，但在习之前的中共改革年代，当局内部尚有健康的力量在维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所以虽有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到最后也遭到党内和社会的软抵制，不了了之。而在习时代，当局内部的这种健康力量也被习剪除，习一人之意志贯穿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不愿顺从当局的知识分子再次成为整肃对象，只剩下一帮阿谀之徒还在颂圣。从目前的态势看，以许章润被抓为标志的知识分子的寒冬，其严寒程度要超过反精神污染运动而直逼57年的反右运动，一旦开了这个戒就很难停止，从而形成对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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