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美关系在气球事件后如何“漂流”?
2023年2月7日(德国之声中文网)要使得中美关系按照最近设计的路线图走,即通过会面缓和紧张的关系,有两个方面的事情要谈清楚。一是所谓的气象气球事件本身。另一个是如何建立政治互信的问题。
中方在气球事件刚发生时,一开始装糊涂,好像这个气球不是中国发出去的。然后才开始反应,并说这是一个民用气象气球。应该说,这种说法本来也算是一般的外交应付手段。在60年代,苏联击落了一艘美国飞艇,当莫斯科指责美方间谍飞艇侵犯苏联领空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当时就找了个借口,说这只是个气象飞艇。
所以,中国政府的说法并不算新异。只是现在对飞行物的了解肯定要比以前更有经验。一般能看出,该飞行物飞行方向和逗留时间是否可以遥控控制,该飞行的高度是否符合一个气象气球的特点。当然,最终是否是个间谍气球,我想美国很快会给出准确的数据和证据,因为被击落的飞行物已经被美方打捞上来。
北京何必“大发雷霆”
至于中国官方对美方击落气球一事大发雷霆,尤其是连国防部都出来对一个所谓的“民间的飞行物”被击落发表声明,实际上也确实有点演戏一般。因为该气球确实是进入了别人的领空,而且,确实有不同迹象表明其活动特点与一般气象气球不一样。
要知道,1974年冷战期间,美国发送了一个间谍气球到苏联,没想到它在西伯利亚转了一下,进入了中国的新疆,而最后又飘到了河北省,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就下令击下该飞行物。顺便说一下,在今后几十年里,中方至少在90年代也击落过飞入中国领空的美国的气球。
至于中国的气球,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就进入过美国领空三次,只是逗留的时间并没有像这次那么长。还有,美国在以往在夏威夷上空,在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关岛也看到过中国的气球。 这里,我们暂且不提其他的国家看到来自中国的飞行体了。 换言之,这种现象已不是第一次。
从这一点来说,中方的“激动”似乎也是在讽嘲自己。
雅努斯脸
在古罗马的宗教和神话中,有一个神名叫雅努斯。他通常被描绘为有两张脸。从此以后,一个人如果有两个不同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态度,也被称为雅努斯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近平主席也属于这种类型。一方面,他要求军队以美国为假象敌,从而在军事力量竞争方面超过美国,从而必要时,征服在亚太地区的美军,顺利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面对着当前中国经济、科技和贸易的困境,他又不想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彻底搞坏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让刘鹤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瑞士见面,并安排了布林肯来华的事宜。
但是,习在这里显然没有考虑到军事与外交的协调问题,所以才造成了如此的事故。 而一旦如果美方用实际的证据来证明中方气球是个间谍气球的话,又会给中国官方在政治信任方面予以打击。 所以,习近平尽快地必须调整他在外交与军事的统筹指挥,让各方更协调一些。
美国的难处
跟威权主义政权不同的是,美国现在由共和党占上风的国会,在中国政策方面,并不能跟拜登完全协调。如我上次的评论指出,现在不仅中方,而且美方对中国也有所期待。而目前紧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在习近平决定是否去莫斯科前跟中方有一个协调,使得习近平在军事方面至少不会更多地支持俄罗斯。否则,乌克兰战争今后的走向确实更复杂。而这个议题如果不通过双方面对面的洽谈是很难实现的。
现在共和党却利用这次中国“气球事件”,想在政治上削弱拜登的领导地位。这样,很可能使得原来安排好的、但由于“气球事件”而推迟的会面,变得遥遥无期。 所以,民主党和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应对来自中方由于气球事件上的摩擦,同时还对巧妙地应付共和党的责备,同时又能使本来双方安排好的会面不落空。
政治信赖
当然,共和党强调的就是中共不可信的问题。而拜登政府在跟中方双方商洽国际事务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重建相互间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看中美双方是否有这样外交才能,把“气球事件”变成一件好事。而政治信任的前提是放弃战狼外交,使得国家间的活动透明化,同时,又不回避承担责任。 在这里,有时双方进行“静悄悄”的外交也是有必要的。但美国政府目前在在野党的压力下,进行“静悄悄的”外交显然很不方便。
最近中方就在拉美的另一颗气球的事情,作了公开的申明,表面它来自于中国,并表示歉意。这本身就是一种好的表现。至于是否是间谍气球,这就由今后的事实来说话了。而美国现在对打捞出来的设备的调查研究,肯定也会对该事件的透明作出贡献。
总之,这次中美双方能否进快地举行跟布林肯的会谈,对中美关系影响极大,而对于美国来说,是否能够通过这次访问来阻止习近平更靠近俄罗斯,避免其在军事上为普京的侵略战作贡献,则不仅涉及中美关系,而是全世界各国的福祉。
是的,飞艇事件确实造成了双方的尴尬,但是如果中方不在处理这个事情上表现出诚意,获得外界的起码的信任,同时,如果美国共和党硬要通过此事件把现有的美国政府设计的、本来可能操作的改善中美关系成为不可能,那后果将是不可想象。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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