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018年中共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曾被许多人认为是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恰当时机。因为在改革进入第40个年头、动力已经衰竭、社会对改革和中国未来发展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通过历史决议的出台过程,广泛检讨改革出现的问题,最大程度地消弭社会对改革的分歧,凝聚共识,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然而习近平没有这样做。
根据中共政治局最新会议精神,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不论两月后的六中全会还是明年通过这样一份历史决议,从时间上来说,也比较恰当。在建党百年之际,讨论中共的发展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这样,第三份历史决议要做的就不仅仅是针对改革开放40年的检讨,而涉及中共百年历史风云,时间跨度更长。
延伸阅读:像毛、像邓、又像习
从百年史的角度评判过去,展望和规划未来,既有优势,也有缺点。优势是,能让评判者更好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脉落和走向,因为历史跨度足够长,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更深更透,从而让未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但前提是,评判者要尊重历史,有反思精神,从善如流。缺点也因历史跨度长,评判者对历史的取舍就会有自己的偏好,这未必能正确总结历史,若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错误结论,对未来就将贻害无穷,以后纠错要花更多的时间成本;此外,时间跨度长,亦容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抹杀历史的细节和单个事件的重要性。
中共历史上的两份"决议"
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可能是中共区别世界其他执政党的一个特点。中共百年来颤颤惊惊从历史中学到许多经验教训。它曾做出过两个历史决议,第一份是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份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份历史决议,前者是针对中共成立到1936年这段时期历次政治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对毛泽东已构不成太大威胁的王明的教条和宗派主义,确立了毛和毛的思想与路线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地位。此时毛掌握中共权力,成为党事实上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已有6、7年了。
后者是针对中共建国以后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段时期的历次思想、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重点是十年文革,也对中共建国前的30年进行了重新评价。它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毛泽东,把文革发动的主要责任算在毛身上,并在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对毛的评价"三七开",错误为三,功劳为七。邓未能做到像苏联的赫如晓夫鞭尸斯大林一样彻底否定毛,他的这种对毛有保留的历史态度是服务于中共的合法性和当时邓继承中共最高权力的实际需要的。赫氏否定斯大林并不会对苏共的合法性造成太大损害,因为苏共还有列宁这个主要的合法性来源,但毛是中共的主要创党人,中共的天下是在毛的领导下打下的,否定毛势必在历史合法性上就否定了中共自身;另外,邓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毛一个时期的亲密战友,否定了毛当然也就把他接掌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否定掉了。而且,此时邓的第三次复出时间尚不足三年,在权力基础上,他没有45年的毛地位稳固,作为毛的精神遗产的继承者的华国锋才刚在六中全会上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邓做这个历史决议是要批评以华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左派势力。
习近平同样重视历史,想从中共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执政资源和支撑。十八大后不久,他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要求党员干部重温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就是第二份历史决议,以后也多次就中共的历史问题发表过意见。他现在发出做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的信号,动机是什么,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习之所以选在中共建党百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这个时刻,而不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2018年做一份历史决议,首先看中的,可能是建党百年这个特殊时点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延伸阅读:习近平上台一年: 改革者?毛派?
中国人重视一些特殊日子的纪念,有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说法。从庆祝的角度说,100年的历史当然比40年更值得庆祝、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更具说服力。何况,在改开40年做第三份历史决议,只能把重点放在这40年,虽然于此时习也做了5年总书记,官方也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但邓小平毕竟是官方赐予的改开"总设计师",改开的成就主要算在邓身上,习无法揽功。但百年历史就不一样。这不但是中共的一个世纪,更在于这个时点恰好是中共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百年任务完成的日期,而任务的完成是在他的领导下。换言之,前有毛泽东,中有邓小平,后有习近平,习不但完成了中共第一个百年的目标任务,而且使中国在毛的站起来、邓的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第三份历史决议将把中共百年历史分成四段,习的新时代位于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既承前启后也开创未来,这样,他一身兼二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意义自然就很不同。
评论:全方位的主席将成为永远的独裁者?
习要六中全会讨论历史决议的第二个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历史地位,为中共20大继任最高领导人扫清思想和理论干扰,奠定历史合法性。
以习现在的权力和对中共的掌控,要不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对他在二十大继续留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除非在未来一年有某种特殊事情发生。但为何他还要在六中全会讨论历史经验,做第三份历史决议?这不是多此一举,除了前述意义,实际对他不仅是锦上添花,也很有必要。
习近平内心的不安
如果说,前两份历史决议发生在中共的转折关头,由于它们分别确立了毛和邓的领导地位,让中共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因而从中共的角度看是有价值的,那么习要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假如也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这个转折似乎就并未给中共带来好运,而是困厄。可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习自己。未来中共能否走出这个困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面,比起当年的毛和邓,习如今的权力更大,他真正做到了一人独裁,2017年中共十九大就宣布中国进入新的时代,而毛的独裁是在他晚年。换言之,习在新时代的思想、路线、政策都已成形并完全呈现,历史决议很难再把他拔高,将新的内容写进去,这种情况下,未必能够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意志的作用,因为在全体党员的思想中,该统一和能够统一的,都统一了,统一不了的,依然统一不了。
但这不表明做第三份历史决议,是多此一举。至少习未必这样看。在他看来,他的思想和路线,远未做到入脑入心,他的权威,还不是非常稳固,因而在9000多万党员中还有很大的学习和提高的空间。习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下文字透露出他做第三份历史决议的目的,同时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在外部环境恶劣,内部骚动不安,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下,如何进一步巩固权力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习必须考虑的事情。特别是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他也越来越面对党内无声的质问,为何破坏党几十年形成的最高领导人有序接班制度?他得给全党一个能够解释的通的理由。尽管习可以完全无视这种质问而不影响他的连任,但这无疑会损及他在那些质疑者中的权威和形象,而这些人不是少数群体,且在中共党内属于精英阶层,他得依赖他们去贯彻他的指示和路线,统治中国。
延伸阅读:邓规习随?中共打造新一代“伟大领袖”
故此,习需要强化新时代的已有论述,虽然中共目前的困局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但他也可以利用已动员起来的大众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告诉全党,眼下困难是暂时的,有了他的思想和路线及领导,中共定会克服险阻,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任务。他并非简单地许诺全党一个画饼,既然党在第一个百年之际在他领导下能够消灭贫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那么再给他时间,他可以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在中国实现共富,建成一个干净社会,因而他需要的只是时间。这就是他二十大连任的理由。
可见,习选在中共百年做第三份历史决议,从建党百年角度,论述他的新时代及其成就,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让全党认识到,这个领袖非他莫属。这就是习要从历史决议中得到的历史经验。换言之,习要借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形式,凸显历史选择中共和他本人的正确性和正当性。
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经历了五代中央领导核心,然而,70年来烙印在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政治人物,却绝非仅有这五位“核心”。这些政治人物的个人风格不尽相同,所处世代与外界评价也天差地别。但无论如何,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K. Frayer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中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毛泽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主导或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中国社会千万人死亡、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文化遗产遭严重破坏、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断裂等危害后果,这也让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时代》杂志仍将毛泽东列入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United Archives/WHA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他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国国家主席。有看法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图像来源: Imago/Xinhua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邓小平曾在中共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毛泽东生前指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汪东兴、叶剑英等联手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980年年底华国锋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生未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2018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客座评论中评价邓说:“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过,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到了1986年前后,邓小平等元老认为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全盘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赋闲的他,依然受到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辞职时,党内高层人物中只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力挺他。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随后,民众对这名中共前总书记的悼念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遭致镇压,酿成“六四”惨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间,这名推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前总书记,一直是“敏感词”。图为198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期间,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赵紫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图像来源: AFP/Getty Images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开国元勋周恩来之外,李鹏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鹏担任了十年总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还曾担任五年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委员长(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及社会中的名望却几乎是历届总理中最低的。这一点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改变,而其症结无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学者章立凡对李鹏的评价是:“尽管在任内乏善可陈,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阴影,但李鹏实确实忠实于中共信仰或其执政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共标准的共产党人。”
图像来源: Imago Images/UIG八九民运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当时仅担任了短短两年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评价江泽民时说:“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北京学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g Han Guan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说:“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任内的政治体制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胡锦涛在执政期内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强调“不折腾”,以较为低调的姿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反对者批评胡温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或者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有看法认为,“老人干政”之下,“胡温体制”实际上是“九龙治水,互不相让”的寡头体制,造成腐败横行、军中权力被架空、政法委变成独立王国的局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 dpa温家宝于2003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政下的重要领导成员。2013年3月,温家宝卸任前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他是“胡锦涛主政下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于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间接表示,他可以想象,可以把中国村一级的选举制度提升至县和地区一级,可以允许更多民主。他也是将民主和自由称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最高级别官员。但是,温家宝在其10年任期中没有做出过努力,让设想成为现实”。《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认为,温家宝任内“中国政治大幅退步,经济上更造成国进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关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在温家宝担任领导岗位期间,借机贪污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引发各界轰动。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epa/P. Grimm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导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大批官员入狱。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AP/K. Cheung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Xinhua/J. Peng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导,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 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 2021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