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由吴京自导自演的军事题材电影《战狼》上映后受到欢迎。中国媒体搜狐新闻报道，该片票房达到5.45亿人民币。吴京继而在2017年推出了续集《战狼2》，片子同样卖座。这部电影民族主义情绪相当浓厚，其中的一些台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中国护照不能让你到达世界上每个地方，但他能让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回来”广为流传。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爆发贸易战。中国外交作风渐渐强硬，这种新的外交风格开始被形容为“战狼式外交”。

北京近年来一改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外交基调。CNN指出，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战狼外交”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这些中国外交官不会发表冗长的声明，而是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对任何针对中国或共产党的批评进行直接回击。

中国的外交官们最初并没有否认这种表述。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今年5月曾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路线，然而因为世界上有“狼”，因此中国需要“战狼”来捍卫国家尊严。图为《战狼2》剧照。

“战狼外交”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其言论多次引发争议。比如3月，他在推特上提出，可能是美军把新冠疫情带到了武汉。 “五眼联盟”外长发出针对香港问题的声明后，他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不管他们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最近一次引发争议是赵立坚发布的一则抨击澳军在阿富汗战争罪行的推文以及相关图片。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中国政府完全应该为这条推文感到羞耻。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4月威胁说，如果澳州政府继续推动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图为冠状病毒结构示意图)，中国民众可能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者旅游。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则针对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指责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在推特上称他去了一次迈阿密后“感染思想病毒”。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发出“战狼呛声”，声称若是蓬佩奥及以上美国官员访台，中国应该在台北超低飞行动，宣誓中国主权。学者金灿荣(见图)曾表示，中国块头大了，物理上再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他在2018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GDP是日本的2.5倍，现在蹲下来也比日本高，怎么韬光养晦。

可北京的“战狼外交”未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反，地缘政治变得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学者汉森（Fergus Hanson）指出，由于中共开始表现得日益“咄咄逼人”，其在澳民众舆论中的形象“急转直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国“战狼外交”，明确表示对于新疆再教育营和限制香港自由的反对。

中国外交部最近也不满“战狼外交”的说法。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一次论坛发演讲时表示，给我们贴“战狼外交”这个标签，至少是对中国外交的误解。他还指出，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从没有主动挑衅别人，也没有跑到别人家门口更没有到别人家里去挑事，“是别人到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我们不得不奋起自卫”。

陈独秀（1879-1942）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1920年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1927年辞职，1929年因与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复杂坎坷，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接受过托洛茨基主义，曾被国民政府拘捕监禁。中共建政后长期对他的官方评价是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宪，生于杭州，曾留学苏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由于红军在他的领导下连遭重大损失，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1946年博古在国共和谈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张闻天来到中共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陕北随着毛泽东权力的扩大，张闻天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住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张闻天被划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其党内领导地位。中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毛泽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主导或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中国社会千万人死亡、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文化遗产遭严重破坏、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断裂等危害后果，这也让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时代》杂志仍将毛泽东列入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他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国国家主席。有看法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邓小平曾在中共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毛泽东生前指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汪东兴、叶剑英等联手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980年年底华国锋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生未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2018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客座评论中评价邓说：“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过，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到了1986年前后，邓小平等元老认为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全盘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赋闲的他，依然受到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辞职时，党内高层人物中只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随后，民众对这名中共前总书记的悼念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遭致镇压，酿成“六四”惨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间，这名推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前总书记，一直是“敏感词”。图为198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期间，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赵紫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开国元勋周恩来之外，李鹏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鹏担任了十年总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还曾担任五年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委员长（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及社会中的名望却几乎是历届总理中最低的。这一点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改变，而其症结无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学者章立凡对李鹏的评价是：“尽管在任内乏善可陈，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阴影，但李鹏实确实忠实于中共信仰或其执政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共标准的共产党人。”

八九民运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当时仅担任了短短两年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评价江泽民时说：“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北京学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

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说：“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任内的政治体制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胡锦涛在执政期内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强调“不折腾”，以较为低调的姿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反对者批评胡温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或者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有看法认为，“老人干政”之下，“胡温体制”实际上是“九龙治水，互不相让”的寡头体制，造成腐败横行、军中权力被架空、政法委变成独立王国的局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

温家宝于2003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政下的重要领导成员。2013年3月，温家宝卸任前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他是“胡锦涛主政下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于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间接表示，他可以想象，可以把中国村一级的选举制度提升至县和地区一级，可以允许更多民主。他也是将民主和自由称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最高级别官员。但是，温家宝在其10年任期中没有做出过努力，让设想成为现实”。《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认为，温家宝任内“中国政治大幅退步，经济上更造成国进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关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在温家宝担任领导岗位期间，借机贪污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引发各界轰动。

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导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大批官员入狱。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