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按计划，习近平明年已决定，打破邓小平以后的"十年"执政的游戏规则。而这一举措，并非提手之举，也需要一个特别的环境。可偏偏在这几个月内，中国国内外的发展并不如愿。为了明年的顺利连任，现在正是展示领导人成果的时候，毕竟现在的共产党也是以"成果"为导向的。如果设计的政策与结果不同，自然会使其头疼。至于习近平，比较其几个前任，更是个愿意把所有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物。这样，一旦某些领域有问题，责任自然也就要统统归咎到他的头上了。
经济与能源
首先在经济方面， 2021年，中国现在正面临著不断强劲的结构性的逆流冲击。"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第三季度GDP增4.9%低于预期，宏观数据显示中国滞胀（停滞性通货膨胀）风险正在上升。出口和房地产是拉动中国经济疫后复苏的主要动力，而现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已经有两驾（出口和消费）跑不动了。在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更可能成为拖累经济的因素。习近平从去年开始几项措施诸如在平台经济反垄断、对校外培训行业的打击等，对整体经济并未有什么积极的效果。至于农业，今年水灾频发，对粮食收获肯定有负面影响。再看技术，喊了几年的技术升级、高端制造业的口号，但实际进展，跟本来宏伟设想距离很大。
再看能源，本来设计好的中国大步迈向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却在今年还没到冬天就露了馅：俄罗斯对中国供气管道的故障，惩罚澳大利亚出口造成的中国优质动力煤短缺，加之本来为了达到双碳目标，而让很多煤电停产， 造成全国的"电荒"，从而拖累了经济复苏步伐。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为石化燃料松绑。但山西大水却又拖了增加煤电的后腿。而习近平发誓要保住甚至发展现有的制造业，这也意味着保住中企和外企利用中国的资源来为中国以外的国家生产，为了应对电力短缺，中国将提高煤炭生产6%。于是乎，顾不得什么气候变化峰会的事了。本来设计的中国领袖好好在今年世界气候变化峰会演示一下"中国典范"，可现在习近平回避此峰会已成定局。
再看一带一路。自2015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轰轰烈烈开庆功会，但自全球疫情扩散以来看来并没有那么顺，就连最"铁"的巴基斯坦，好多项目跟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项目一样，处在走走停停的状态。加之疫情和其他各种关系，使得负债之国都越来越无法承受还债的压力。 这样，至少在最近一二年习近平无法如期张扬自己提倡的一带一路的"伟大"成果。
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官、学者们如今已经不再避讳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并且常常是以对抗的方式应对摩擦和分歧。这一风格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而这一词是怎么来的，“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都有谁，这一策略产生又了什么样的影响？
2015年，由吴京自导自演的军事题材电影《战狼》上映后受到欢迎。中国媒体搜狐新闻报道，该片票房达到5.45亿人民币。吴京继而在2017年推出了续集《战狼2》，片子同样卖座。这部电影民族主义情绪相当浓厚，其中的一些台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中国护照不能让你到达世界上每个地方，但他能让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回来”广为流传。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爆发贸易战。中国外交作风渐渐强硬，这种新的外交风格开始被形容为“战狼式外交”。
北京近年来一改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外交基调。CNN指出，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战狼外交”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这些中国外交官不会发表冗长的声明，而是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对任何针对中国或共产党的批评进行直接回击。
中国的外交官们最初并没有否认这种表述。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今年5月曾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路线，然而因为世界上有“狼”，因此中国需要“战狼”来捍卫国家尊严。图为《战狼2》剧照。
“战狼外交”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其言论多次引发争议。比如3月，他在推特上提出，可能是美军把新冠疫情带到了武汉。 “五眼联盟”外长发出针对香港问题的声明后，他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不管他们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最近一次引发争议是赵立坚发布的一则抨击澳军在阿富汗战争罪行的推文以及相关图片。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中国政府完全应该为这条推文感到羞耻。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4月威胁说，如果澳州政府继续推动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图为冠状病毒结构示意图)，中国民众可能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者旅游。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则针对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指责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在推特上称他去了一次迈阿密后“感染思想病毒”。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发出“战狼呛声”，声称若是蓬佩奥及以上美国官员访台，中国应该在台北超低飞行动，宣誓中国主权。学者金灿荣(见图)曾表示，中国块头大了，物理上再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他在2018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GDP是日本的2.5倍，现在蹲下来也比日本高，怎么韬光养晦。
可北京的“战狼外交”未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反，地缘政治变得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学者汉森（Fergus Hanson）指出，由于中共开始表现得日益“咄咄逼人”，其在澳民众舆论中的形象“急转直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国“战狼外交”，明确表示对于新疆再教育营和限制香港自由的反对。
中国外交部最近也不满“战狼外交”的说法。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一次论坛发演讲时表示，给我们贴“战狼外交”这个标签，至少是对中国外交的误解。他还指出，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从没有主动挑衅别人，也没有跑到别人家门口更没有到别人家里去挑事，“是别人到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我们不得不奋起自卫”。
最后看外交领域。至今，战狼外交精神依然旺盛，但往往适得其反。疫苗外交也走到了其极限。继香港"第二次回归"后，现在的目标就是台湾。为此，中方各方面的动作不少，但是，却引起了本来还是谨慎用事的小国以及欧盟的反弹。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应则更为明显。最近，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发言表示，欧盟需要加强与台湾的合作、确保台湾民主自由，并指希望台湾成为《欧洲芯片法》的重要伙伴。
"有利的外部环境"？
如此看来西方国家将加强跟台湾经济贸易以及社会方面的交流，已成必然。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刊文，大赞习近平外交思想，表示中国在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全面维护，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敢于亮剑"、"坚决斗争"，为国家发展创造了有利外部环境。在这个时候谈论"有利的外部环境"，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地在"低级红高级黑"。
当然，令习近平欣慰的是他的连任的准备工作似乎在"顺利地"进行，党内各派显然已没有实力阻止习近平打破先例的连任。 理论上来说，通过反"腐败"等手段，清除政敌，党内反对他的势力至少是现在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但人们知道他的潜在敌人并非在睡觉，他们暗地在等着他出洋相。
现已拍板的在下个月8-11日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准备工作表明，面对着目前各方面的不顺，习不可能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太拔高吹捧自己。但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他在明年打破邓小平以后的"十年"执政的游戏规则，从而的顺利连任，必须创造一种氛围。首先在人事方面，各省的党委书记做了更新。 仅在10月19日一天，云南、黑龙江、江苏、江西、湖南、西藏、广西等7省区换书记，辽宁、山西省委副书记职位亦有调整。 其次，正在全力准备发表中共中央的第三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个月政治局听取了该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11月份召开的六中全会审议。
第三份"历史决议"
此一决议非同小可。迄今为止，中共在历史上一共通过两个历史决议，分别是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共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做出的总结，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核心地位，成为进入毛泽东时代和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标志。而建党以来第三份、估计很快会通过的 "历史决议"就意味着习近平完全确立了他在党内绝对领导地位。而且，此决议草案在这个月被政治局讨论并基本通过，意味着这里象徵着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因为2021年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本人的即将到来的连任恰好是在第一个百年结束、第二个百年开始之际。
客座评论：习近平为何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
强调这一点对他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习近平2012年任中国一把手以来，保证共产党不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变色，而且要更红，也就是说，党对各个领域的掌控比以往更全面更精密。全国听党的话，全党听习近平的话，已成政治生活的一切。
但即便2022年习近平的连任顺利，习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为共产党领袖今后在"有序接替"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习近平自己在最近还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而他的连任，一方面是为今后党领袖的接班定下一个新的规矩：即以后再也没有顶多十年在位之说。而另一方面，党的第一领导到底如何接替的问题，其实远非得到解决。本来在胡锦涛时期被认为可能会培养成下下一代接班人的候选人之一胡春华至今还没有进入政治局，而另一个候选人孙政才则在2017年便被彻底扫离了政治舞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提及接班人之事。
作为连任的另一个准备工作，就是提出一套新的行动理论 - 共同富裕方案是他的新设计。习在最近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说，"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这是习对邓小平路线（先让一部人富起来）的修改。按照9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中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所以邓小平的使命已完成，而下面应该是习近平赋予的使命了：但问题是如何操作，并无具体化。习近平说，"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真不知道，习近平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否把欧洲国家也放进去。或者说，中国官方如果诚实的话，那自己也应该承认，其贫富悬殊不比"一些发达国家"更好一些。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伏笔"
而上面习的讲话中， 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时间点定在2032年，很值得回味。因为预计到2027年，即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结束，中国都无法完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因此又有了第四个任期的"需求"。这意味着必须保证他至少从2022年起两次的连任，事业才能实现。
最近一整套经济金融领域的动作 （反垄断、处理恒大事件等），已经让人看出"共同富裕"政策的雏形。而这些政策将进一步强化控制企业和社会的管理，这不禁使那些富有成就的民企老板心寒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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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在西方国家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其最大表现，体现在西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宽松地向中国技术转移，尤其是那些敏感技术。换言之，今后跟西方政界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差，以至于以往那种政治信任似乎今后几年也很难再度扳回。当然，习近平自己也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大市场。中国的制造工业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所以中国必须不断地放出些诱饵，即慢慢地向外开放一些领域。但即便这些诱饵，也许能换到一些西方实业界继续留在中国，并在自己的西方政府那里去为中国游说的可能。但这也无法换回习想要的关键的东西：高精尖的技术。因为即便西方实业资本也明白，如果我的技术给你了，明天靠什么吃饭？换言之，西方政府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从而收紧对中国的技术转移，而西方资本和实业界则是从今后的竞争着想，也不想把自己的最拿手的一招奉献给中国。
而正是这样，问题就来了：尽管中国自我研发能力自然令人赞赏，但一旦中国无法再像以前那样通过顺利地获取西方高精尖技术，要达到工业和经济升级的目的，至少也许不能在习近平接下来的一二个任期内实现，即2022-2032年。 而如果是这样，中国的经济单靠自己的力量大幅度升级的几率很小，而在这个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只能通过提高税收等手段来实现。而这对本来税率已经很高的中国百姓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而对富人阶层来说更可能是一种剥夺或者是"被共享"。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建政以来，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历了五代“中央领导核心”。而在他们之前，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已被人遗忘。
图像来源: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陈独秀（1879-1942）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1920年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1927年辞职，1929年因与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复杂坎坷，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接受过托洛茨基主义，曾被国民政府拘捕监禁。中共建政后长期对他的官方评价是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宪，生于杭州，曾留学苏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由于红军在他的领导下连遭重大损失，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1946年博古在国共和谈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张闻天来到中共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陕北随着毛泽东权力的扩大，张闻天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住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张闻天被划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其党内领导地位。中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毛泽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主导或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中国社会千万人死亡、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文化遗产遭严重破坏、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断裂等危害后果，这也让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时代》杂志仍将毛泽东列入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他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国国家主席。有看法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邓小平曾在中共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毛泽东生前指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汪东兴、叶剑英等联手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980年年底华国锋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生未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2018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客座评论中评价邓说：“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过，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到了1986年前后，邓小平等元老认为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全盘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赋闲的他，依然受到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辞职时，党内高层人物中只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随后，民众对这名中共前总书记的悼念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遭致镇压，酿成“六四”惨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间，这名推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前总书记，一直是“敏感词”。图为198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期间，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赵紫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开国元勋周恩来之外，李鹏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鹏担任了十年总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还曾担任五年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委员长（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及社会中的名望却几乎是历届总理中最低的。这一点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改变，而其症结无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学者章立凡对李鹏的评价是：“尽管在任内乏善可陈，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阴影，但李鹏实确实忠实于中共信仰或其执政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共标准的共产党人。”
八九民运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当时仅担任了短短两年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评价江泽民时说：“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北京学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
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说：“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任内的政治体制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胡锦涛在执政期内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强调“不折腾”，以较为低调的姿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反对者批评胡温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或者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有看法认为，“老人干政”之下，“胡温体制”实际上是“九龙治水，互不相让”的寡头体制，造成腐败横行、军中权力被架空、政法委变成独立王国的局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
温家宝于2003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政下的重要领导成员。2013年3月，温家宝卸任前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他是“胡锦涛主政下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于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间接表示，他可以想象，可以把中国村一级的选举制度提升至县和地区一级，可以允许更多民主。他也是将民主和自由称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最高级别官员。但是，温家宝在其10年任期中没有做出过努力，让设想成为现实”。《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认为，温家宝任内“中国政治大幅退步，经济上更造成国进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关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在温家宝担任领导岗位期间，借机贪污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引发各界轰动。
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导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大批官员入狱。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
跟胡锦涛不同，习近平是一个雄心壮志、不断要表明自己始终是能成功的人，这也许不仅是一种本能，而更是一种压力。因为权力越集中，这种压力也越大。那么，在2022年他连任成功后，可以设想，未知数和不稳定因素太多。 一旦出现长期的经济滞长，"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不出来，这将是习近平连任后更头疼的事。而为了扭转此困局，转移视线就成了必然，而台湾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目标。尽管在近3年内武力夺回台湾成本依然太大，但拿下台湾占领的东沙群岛，可说是一举两得，因为这样一方面可对台湾威慑、显示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会中国南海对邻国和西方各国起敲山震虎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将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压力，制定一系列台独人员和机构的黑名单，以图迫使台湾就范。
总之，不管是连任前还是连任后，习近平头疼的事不比世界其他政要少。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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