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率领中共新晋政治局常委去延安朝圣，是要向外释放一种信号，即全党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要重新唤醒延安精神，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他在窑洞的一番关于中共七大意义的讲话，则引发外界对他是否会像毛一样发起一场整风运动的猜想。
习的这段讲话引述如下：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
此话的画外音是，像党的七大一样，中共二十大在党的历史上是又一次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党代会。二十大在思想上再次确立习的全党指导地位；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高举习旗帜的走在正确政治方向的政治家集团。唯一和七大不同的是，二十大前中共并没有在政治上进行一场残酷的却也是成效非常显著的整风运动。尽管习通过政治建设，在党内立规，也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但跟延安整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故而给外界留下了一个悬念，二十大后，习会不会发起一场新时代的“延安整风”？
政治学者邓聿文表示，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他的真实动机是要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路线在党内的影响力。而习在过去十年似乎没有像王明这样的明确的党内对手图像来源: 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要回答该问题，先了解延安整风。它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党史的话说，其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整风运动达到了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实现在以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的效果。
延安整风从1940年1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前后历时5年。这段时期正是中共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整风分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党内学习教育，从1942年9月起，整风从一般的改造学风和作风转入到对中共历次路线问题的清算。毛实际是要借整风打倒当时的主要政敌王明，后者仗着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加持，颇不把山沟沟马克思主义出身的毛放在眼里，挑战毛的领导地位。王明在1937年回国后，成为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遵照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按照王明的路线，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自主性就将消失，这当然毛是不允许的，但他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大有取代毛的架势。
因此，王明不除，毛在中共的地位就不能立。毛使出了两招，一招要高级干部检讨1928年以来的中共党史，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历次错误路线进行批判，迫使王、周等认错；一招改组党的权力核心，将王明、张闻天等国际派剔出。伴随着对高级干部的历史错误问题的清洗，毛用康生做打手，在党内发动了对一般党员干部的抢救运动，整风运动最后变成了残酷的对党内敌人的清洗。据估算死于抢救运动中的干部群众达一万多人。毛终于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取得了全面胜利，该次全会出台的中共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毛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红太阳于是在延安升起，并在以后照耀了中国30余年。
可以说，延安整风就其残酷性而言，实际是20年后文革的一次预演。但毛在达到目的后也收手，并在后期纠正某些扩大化的冤案，特别是将周等重新纳入新的权力核心，原因在于，当时中共还是在野党且处在战争状态，需要像周这类有才干的人辅佐，同时整风太过火不利吸收新鲜血液。当然，在毛的高压下，延安整风确实使中共特别是领导层的面貌焕然一新，空前团结——因为不敢不团结，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为中共后来夺取天下奠定基础。
延安整风在中共历史上一直作为正面形象而备受赞扬，写在党史上。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亦有意效仿延安整风，在党内推行各种思想教育学习运动，以整顿党风。比如邓搞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搞先进性教育，胡搞八荣八耻。这些活动基本没有达到效果，因为整体的大环境和延安时期截然不同，而且有了文革的教训，在党内反对借整党来整人。习当然明白这点。然而他对毛的延安整风在精神上是认同的，尤其羡慕毛通过整风达到思想认识和政治路线的高度一致，以及在组织上表现出的战斗力。习在这次朝圣讲话中，就强调延安精神首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了一个高举毛旗帜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家集团。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建政以来，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历了五代“中央领导核心”。而在他们之前，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已被人遗忘。
图像来源: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陈独秀（1879-1942）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1920年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1927年辞职，1929年因与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复杂坎坷，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接受过托洛茨基主义，曾被国民政府拘捕监禁。中共建政后长期对他的官方评价是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宪，生于杭州，曾留学苏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由于红军在他的领导下连遭重大损失，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1946年博古在国共和谈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张闻天来到中共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陕北随着毛泽东权力的扩大，张闻天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住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张闻天被划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其党内领导地位。中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毛泽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主导或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中国社会千万人死亡、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文化遗产遭严重破坏、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断裂等危害后果，这也让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时代》杂志仍将毛泽东列入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他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国国家主席。有看法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邓小平曾在中共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毛泽东生前指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汪东兴、叶剑英等联手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980年年底华国锋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生未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2018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客座评论中评价邓说：“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过，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到了1986年前后，邓小平等元老认为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全盘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赋闲的他，依然受到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辞职时，党内高层人物中只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随后，民众对这名中共前总书记的悼念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遭致镇压，酿成“六四”惨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间，这名推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前总书记，一直是“敏感词”。图为198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期间，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赵紫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开国元勋周恩来之外，李鹏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鹏担任了十年总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还曾担任五年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委员长（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及社会中的名望却几乎是历届总理中最低的。这一点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改变，而其症结无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学者章立凡对李鹏的评价是：“尽管在任内乏善可陈，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阴影，但李鹏实确实忠实于中共信仰或其执政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共标准的共产党人。”
八九民运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当时仅担任了短短两年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评价江泽民时说：“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北京学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
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说：“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任内的政治体制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胡锦涛在执政期内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强调“不折腾”，以较为低调的姿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反对者批评胡温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或者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有看法认为，“老人干政”之下，“胡温体制”实际上是“九龙治水，互不相让”的寡头体制，造成腐败横行、军中权力被架空、政法委变成独立王国的局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
温家宝于2003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政下的重要领导成员。2013年3月，温家宝卸任前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他是“胡锦涛主政下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于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间接表示，他可以想象，可以把中国村一级的选举制度提升至县和地区一级，可以允许更多民主。他也是将民主和自由称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最高级别官员。但是，温家宝在其10年任期中没有做出过努力，让设想成为现实”。《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认为，温家宝任内“中国政治大幅退步，经济上更造成国进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关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在温家宝担任领导岗位期间，借机贪污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引发各界轰动。
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导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大批官员入狱。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
习在二十大也想组建这样一个权力核心。现在的问题是，在他取得三连任，并且建立了一个以其亲信为主的政治局后，会不会为了纯洁党的肌体，让党特别是高层死心塌地跟他走，也来发动一场类似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明了这个问题前，先了解习有没有明确的党内对手，在权力人物中，谁构成对他的权力挑战，以及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有没有被推翻的可能。
前面讲了，毛发起延安整风，他的真实动机是要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路线在党内的影响力，后者构成了对他权力和地位的冲击和挑战。毛虽然在红军败退到陕北后掌握了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权，但他毕竟不是名义上的党内一把手，那时其他山头对他的领导能力还有疑问，不是那么服气。其中王明借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加上背后有莫斯科撑腰，还有当时中共高层对莫斯科的盲从，对毛发起了权力挑战。不将王明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思想路线清理出党的队伍，毛的权威就建立不起来，所以从毛的角度说，王明必须打倒。但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步步来，请君入瓮，先在党内搞学习运动，再深入中共历次路线问题的讨论，让党内清楚谁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不但从组织也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彻底丑化王明，这样组织人事问题自然得以解决。
习在过去十年似乎没有像王明这样的明确的党内对手。李克强不是，王岐山更不是。在他上台后的三年里，他的政治路线摇摆不定，以李为代表的改开派在一段时间内占了上峰，但很快习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就取得了党内核心地位。尽管他在党内也发起了政治运动，特别在十九大之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运动，可不再借学习教育来整人，而是通过政治建设在党内立规，维护核心地位；同时通过反腐来震慑政敌。这新的两手尤其政治建设是习在新的时期的一大发明创造。现实证明，它们也非常厉害，效果不亚于毛的整风。故十九大后，习在权力班子里已经没有对手了。
这次二十大，习将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干脆全部赶出，让改开派和团派的势力在党内高层彻底断根，组建一个清一色的战斗班子和权力核心，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也大获全胜。从这个角度说，习没有动机和动力再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尽管不大可能再有激烈人事斗争，但当内外环境吃紧时，为了强化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斗争意志，不排除他会以加强学习之名，在全党推行思想净化运动。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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