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我看来，习口中的极限思维，简单地讲就是指极端情况，即一旦事物按照某种趋势走入极端情况，需要有准备和应对方案，然而也不排除自己主动制造一种极端情况，以展示决心和力量。
先来看习在国安会上的完整表述：“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段话除了极限思维，其他的如底线思维、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等，以前习都讲过N次，也是党的文件的常用词。极限思维系他首次提出，引起敏感的舆论关注，并不奇怪。
在习提出“极限思维”后，我曾供职的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谈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中国官媒唯一讨论极限思维的文章。按照该文的说法，“极限思维就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或事物推至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的一种思维方法。说白了，就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时，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它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就是要有‘最坏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做最坏处准备，是极限思维的本质要求和主要内容。”从此文的论述看，其对习的极限思维的理解基本和我的看法接近。
现实中极端情况很稀罕，正因它发生的概率低，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它，更不可能为此去做什么准备。可一旦碰到，就很可能是“惊涛骇浪”，甚至有灭顶之灾，对个人对集体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当然，极端情况也是针对不同个体的承受力而言，也许甲面对的极端情况对乙来讲不算什么，然而，不论哪种极端情况，就特定个体而言，都要他发挥能力极限去应对，否则，不能称为极端情况。在此意义上，应付此类极端情况的极限思维和习近平常说的“底线思维”是一个意思。后者也是强调一个人或集体要有面对最坏情况的打算。
在中国海域可能爆发的战争 是习近平“极限思维”产生的根基之一（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Li Gang/Xinhua/AP/picture alliance 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区别
但两者也有区别。底线思维某种程度上含有道德意涵，是社会多数人认同的面对某种情况都会如此想如此做的。比如人们常说，做人要有底线，这个底线意味着在做人方面有某些基本的不能突破的界限，像是不能有害人之心，国家不能遭受侵略，等等。底线在此意味着不能再退让，如果触碰到了这个底线，个人而言，会跟你拼命；国家而言，会倾一国之力和你对抗。习的底线思维，指的就是遇到这种不能退让的情况，要有准备和预案。
极端情况在现实中少见，底线常常被挑战在现实中却常见，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乃是对国家底线的挑战。因此也就存在这种情况，原来被视为底线的一些限定，在遇到挑战后，被放弃了。比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划了几条底线，但有些底线被美国破了，中国就不再坚持，或者坚持也没用。像是美台交往的层级，还有对台军售等，很长时间被看作中国划下的底线，可现在破了中国也无可奈何。这说明，底线有时也是变动的，在不同的条件和阶段，底线是不同的，有些底线可以放弃。如不能说谎，在一些文明中被视为底线，但在另一些文明中就不是；或者在一个阶段是底线，在另一个阶段则不是。故底线思维有时也要考虑不同的条件和阶段，不能机械运用。但这或许不是习所谓的“底线思维”的含义。只有那些在任何条件和阶段都不能破的底线，才可称之为极限。
和底线思维不同，极限思维也包含着下面这层含义：面对外部的挑战，运用自己的力量，主动创造或制造一种极端的危险情景，向对手或者敌人展示自己的意志、决心和力量，以吓退对方。这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常见到，运动员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发挥自身最大潜能，反超对手，夺得奖牌。在国家关系中，也不乏这种案例。当一个人或国家显示既死之决心，如果对方没有这种既死决心，就会知难而退。
习近平说的“极限思维”，有着我指的上述两层意思，即，既对一种极端情况要有最坏的打算，又敢于发动斗争精神，主动去创设一种极端情况。而所谓的极端情况，虽然也针对国内，但主要是外部安全这块。就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言，内部安全当然存在很多问题，可以中共掌握的专政工具和手段，是能够应付各类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它们不会对中共的统治构成根本的冲击。习主要防范的是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不安全。所谓风高浪急，所谓惊涛骇浪，针对的是外部环境的不安全，尤其是在台湾、南海和边疆民族问题上，习要党的领导干部做好出现极端情况的思想准备。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第3次宣誓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0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对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外推行强硬外交、宣传东升西降，联俄抗美。一起回顾习近平执政这10年为中国带来何种转变。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习近平“不想再忍”
事实上，在不久前发生的中国军机南海拦截美国侦察机以及中国军舰台湾海峡拦截美国军舰这两起事件上，习向外界演示了他的“极限思维”。他对美国的抵近侦察和自由航行，不想再忍了，认为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可以吓阻美军行为，但要制造一种危局，让美国认识到无所顾忌地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和自由航行，将会付出很大代价，从而打退堂鼓。为此，要解放军以一种在美国看来“不专业”的危险方式去拦截美军机和军舰，逼退美军。如果美军“识趣”，从此不再对中国抵近侦察和自由航行，则可向世界宣示中国军队的力量和威仪；如果美军不“识趣”，坚持还要来中国家门口“示威”，下次拦截的行动可能更危险。这样，不排除出现擦枪走火。考虑这种情况，美军今后是否会减少自由航行和抵近侦察的频次甚至完全停止，可以观察。
习在国安会上还表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中国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然而，不论是被动的防守，还是主动的塑造，极限状态下比拼的是意志和决心，要求有超强的抗压心理，做到了这点，才是一种极限思维的表现。而习现在在高级干部中作极限思维的动员，布这个局，是因为他意识到，终有一天，中美的对决会到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发生“惊涛骇浪”的变化。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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