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中，仅“安全”一词就提到了91次。在这里，习的安全概念并非仅仅指军事、地域战略上，而且也包括其他各种领域，而经济安全和技术安全是他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为二十大本身象徵着习至少在党内暂时解决了政治安全的问题。换言之，派别斗争在他的“努力”下已不成为对他个人地位的直接威胁。这从二十大会上他傲慢地处理胡锦涛事件就能看出。至于政治局常委的组成本身，更是体现了他的个人意志，即绝对服从。西方很多观察家大多从习的个人独裁预测今后几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更糟糕。然而，笔者以为，至少在今后3-5年内，中国经济暂时（！）反弹可能性依然存在。
习近平的经济学（Xiconomics）
中共面临所谓经济安全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习近平近几年来蹩脚的经济政策和清零政策造成的：房地产陷入危机、消费能力软弱低迷、高涨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 （16-24岁群体的失业率达20%）、对民企的歧视和压制、地方政府收入大减等等。 习近平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政治性，比如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让国企变强变大，因为这是他理解的社会主义经济安全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国应对各种经济冲击的重要基石。 这里的细节暂不做详尽叙述。
通过收税调节房价 中国楼市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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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也有一部分问题是习近平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互动而产生的。 由于习近几年的一系列的动作，使得中国跟西方之间的政治互信大大削减，从而加深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供应链上的限制就是例证。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国家自己由于通货膨胀肯定意味着进口需求的减少，全球粮食和能源短缺，这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里重新提及习近平的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二十大以后经济政策完全由习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如果要掌握中国经济今后5-10年的走向，必须把握习近平的那一套“经济学“。
西方观察家们一般从上述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断言中共二十大以后中国经济将更倒退。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对于邓小平以后的中共来说，经济是该政党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对习近平一点都不例外。 这是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在二十大后将竭尽一切力量，来做两件事： 一是提升国内的内循环，二是保证国际的外循环。
内循环：国企回归垄断
所谓的内循环主要是指提升国内经济能力。
习近平早就开始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加强国企的力量。今年是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的最后一年。所谓国企跟民企的“重组整合“或者是“混改“，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让国企兼并民企，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加强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物流大数据、航空货运等协同发展平台建设，从而推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和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 国有企业不仅要切实增强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还要立足现代产业链链长企业规模资源优势和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协同发展。目前，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占到了中央企业整体的68%，利润占到了86%。
习近平的“混改”就是帮助国企回归垄断。2003年中国国资委设立时共有196家央企，到了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是 117家，到现在就剩下96家。企业重组合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做大规模，现在国资委旗下央企96家当中，今年就有49家上榜了世界500强，占一半多。当然，在中国“垄断”一词是个禁区。
内循环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用一切力量加强中国的技术竞争能力：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了多次 “科技自力自强”的说法。正是因为很多技术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中共将比以往更注重用尽各种手段来解决中国技术被西方特别是美国卡脖子的状态。按照习近平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像芯片之类问题已成了习近平夜不能寐的问题，中国信息技术部与芯片公司在二十大刚结束便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外资尝到甜头的前提下，帮助中国提升技术能力，是这种努力的方向之一。今年前三季度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达到20.2%，这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即便有“新型举国体制”，中国是否能达到既定的目标，比如，在2025年芯片自给率要力争达到70%——2019年仅有30%——这里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内循环的第三方面就是解决房产与消费问题。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曾在过去十多年给中国经济贡献四分之一产出的房地产业正在走下坡路。而中国约70%的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挂钩。房价的下跌使得买家房产现在的价值要低于他们所同意支付的价值，这使得他们为支付抵押贷款而苦恼。这一切，逼得习近平已经在修改他自己的“房住不炒”的理论，为现实让步，即一线以外的城市一开始松绑限购。但即便这样，房地产的兴旺日子已过。但下跌的速度可减缓，不至于像外界描述那种崩溃。
外循环：留住外资 扩大外贸
目前那种把习近平看成是只关心内循环的意见，显然有它的逻辑性的错误，因为，外循环直接能帮助内循环。
外循环一般指的两部分。一是在中国国内创造更好的环境，留住现有的值得留的外资，同时，吸引更多“有价值“的西方资本。所谓有价值的资本指的是技术含量高、增值可能性大的项目投资。今后几年中国的所谓的高水准对外开放就是正对带着高科技的资本。中国将比以往更注重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目的是打破外部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具体做法之一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二十大刚结束，发改委等六部门便公布了“稳外资十五条”，为的是便利国际商务往来。可见一斑。而习近平自己也为进一步开放发表各种言论。
除了吸引技术含量高的投资外，目前欧洲各国的能源危机，肯定会造成欧洲钢铁、化肥、电池等能源密集型企业将业务转移出欧洲，而中国正在等待消化他们。
但是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习近平的所谓开放，不会影响他对国企做大做强的努力。换言之，正是通过国企在国内的垄断，即便开放了，外企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还有，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是建立在一种对民企不平等处理的前提上的。靠着政权的力量，习近平相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暂时不会造成像西方社会的反弹。
外循环的另一方面就是对外贸易其中也包括一带一路。中共官方认为，中国受能源危机的冲击并不明显，而欧美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价格暴涨，在中国有意压低成本（通过工资、能源因素）的努力下，势必会使制成品的出口带来很好的机会。要知道，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临时工薪资水平退回到20年前，每小时工资只有9块钱，甚至5、6块钱。换言之，在中国的工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种外循环的牺牲品。
世界经济引擎光环不再 外企想撤离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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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直接跟内循环和外循环有冲突，现有清零政策必定改变。这一点习近平心里早就明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不久前公开表示，中国执行的清零抗疫政策很快就会出现重大变化。有消息称，10月31日中央已经成立一个筹备重新开放的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领导。该委员会正在考察来自美国、香港及新加坡有关新冠疫情的数据，评估重新开放的可能性，目标是最晚在明年3月开放。王沪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制造一种理论能把以前的清零政策说成是无比正确的，同时又把现在的转折也说成习近平英明领导的结果。
团队问题
西方观察家一个误导性的解读是，习的团队即他的政治局常委班子都是他的应声虫，所以经济不会有改变，甚至会更糟。这种推测有一定理由，但无法解释可能出现的经济反弹。 是的，习新挑选的团队都是些绝对忠诚他的人。但在推动经济发展也是政治任务的前提下，一些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关键人物的表现就值得重视了。以明年三月要当总理的李强为例。
在上海期间，李强与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科技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疫情期间，他也是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开发的mRNA疫苗而不是国产疫苗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尽管习近平由于政治理由，那时没有批准使用外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但习这次在德国总理肖尔茨访问期间，对德国疫苗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的松动，意味着习客观上在接受李强的建议。还有，在上海期间，李强主持了来自特斯拉等项目的外国投资；特斯拉斥资20亿美元在上海建厂，这是该公司在美国境外的第一家工厂。在李强的推动下，特斯拉被允许在中国全资拥有。
以上的一切，说明了李强并非是一个丝毫不懂生意经的人。当然，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李强选择与习近平保持一致的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习近平的第三任内将是测验中共经济政策关键时期。 就如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自己说的，中共将“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第3次宣誓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0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对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外推行强硬外交、宣传东升西降，联俄抗美。一起回顾习近平执政这10年为中国带来何种转变。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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