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斗争是中共的行动哲学。新冠病毒疫情自武汉大爆发后，虽然外界并不清楚它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怎样的权力斗争，但权斗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根据经验，只要重大事变，都会在统治集团内部相应体现出来，历来如此。就此次疫情而言，正如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日前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非常战" 疫"，病毒来势之凶，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之大，堪称前所未有，既这样，它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的权力变化，也该显著。
事实上，高层权力斗争的任何可疑迹象，都很难逃过敏感和老道的中国人的眼睛。对他们来说，当局的人事变化，政策转场，领导人行踪，官员的表态，官媒报道乃至各种传言，都是很好的观察工具，从中大致能够猜测和感知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程度。
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中，最早撕开高层权力斗争一幕的是武汉市长周先旺，他1月2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不知是无意说出还是已抱牺牲决心有意透露"上面不批准公开疫情"；在这期间，媒体合力挖出8个被武汉警方训诫的"造谣者"实则是医生的事情，引发全国人民愤怒，特别在8个"造谣者"之一李文亮医生之死中民怨达到顶点，并直接演化成针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强烈不满，以"二许"（中国学人许志永、许章润--编注）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文呼吁让习下台。
民间舆论虽然不能即刻改变当局的游戏规则和权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变化，是一种重要变量，在当下的特殊时机，一定会促使精英阶层的某种集体转变，并被党内和社会上的反习者利用，用来作为向他施压的工具。
所以外界看到，在疫情大肆传染的关键阶段，有几天习在官媒版面上消失，传言他生病了。综合各种信息判断，习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处境应该很被动，因为社会的矛头都对准他，要他为疫情的惨重后果负责，即使此时党内高层无人出来挑战其权力，其形象和个人权威事实已经严重受损，官员很多都处于观望状态，看他能否挺过这次危机，随时准备反水。这可以理解他为自救，不得不成立调查组，调查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同时仓促作出武汉封城决定。后者即便从事后看来是必要的，但它显然是危机时刻的过度反应，是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赌注。因为封城之前没有任何预案和准备，对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封城将给民众的生活、工作、防疫以及整个社会情绪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民众会有何种反应，都是未知数。实际来看，封城造成城市节奏被扰乱，社会陷于严重混乱，恐慌情绪从武汉蔓延全国。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冒险，反映了在疫情应对的前中期，面对社会和党内压力的慌乱和进退失据。事后复盘，如果再给他选择，应该不会走这步险棋，就当时情形而言，弄不好这会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杀。
2019年12月始发于中国的一种冠状病毒感染事件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卫生事件。病毒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几千万中国人处于“封城”状态。
图像来源: AFP2019年12月底，微博上流传着一张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告，内容首次提到“不明原因肺炎”。 另有一张文件照片显示，该不明肺炎的检测结果接近2003年爆发的SARS(非典型肺炎)。 这两张照片引发广大民众讨论，众人皆担忧SARS疫情重演。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该国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发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来源不明。世界各地疾病专家们迅即启动了对该病毒真面目的探寻。
12月底湖北武汉市出现的27宗不明原因肺炎，被指均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武汉市卫生主管单位在1月1日发出通报，决定对该市场实行休市整治并消毒，通知商户配合。 一些报导指出，华南海鲜市场不仅贩卖海鲜，还有些贩卖野味的店铺。 曾有人自称在海鲜市场看过家禽、狗、羊或是不知名的动物被关在笼中或是宰杀。
起初，专家们排除了SARS病毒的可能性。2002年，引发致命呼吸性疾病的SARS病毒在中国肆虐，并传播境外，导致全球范围近800人丧生。2020年1月7日，中国科学家宣布，已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类似SARS，属于冠状病毒家族，并暂时将它取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症候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炎。
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在1月1日发布消息称，关于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有8名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谣言，“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已被依法查处。
1月9日，武汉评估专家组表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经排除了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可能性。 专家初步判定该病毒为前所未见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其深入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020年1月11日，中国公布了这一冠状病毒导致的首例死亡病例。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曾在武汉的那家海鲜市场购物，死于肺炎综合症。据《明报》报导，该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因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 该患者长年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购货物。 与此同时还有41个确诊病例。
之后数天，泰国和日本等国家相继宣布曾去过武汉该市场的人员被感染病例。在中国，该市第二个死亡病例被确认。至1月20日，中国国内3人死亡，200多人感染。
1月11日，“武汉肺炎”出现首个死亡案例。 据《明报》报导，该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因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 该患者长年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购货物。 与此同时还有41个确诊病例。
1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武汉肺炎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适逢春节将至，许多人准备搭乘大众运输返乡过年，这也更有可能加速疫情的扩散。
一月中旬，专家们致力于确认该病毒是否会“人传人”。冠状病毒具“人畜共通性”，意指可以从动物跳传至人类。某些冠状病毒可经由咳嗽或喷嚏传染。世界各地机场开始对来来自中国的旅客做检查。1月20日，官方确认，该病毒可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染。
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对武汉疫情作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和救治，与世卫组织和外界保持密切沟通，防止疫情扩散。图为医疗人员将一名疑似病例送进武汉金银潭医院。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肯定的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他说，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有去过武汉，但他们的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此“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当2003年中国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的时后，钟南山协助揭露疫情的严重程度，被誉为“非典功臣”。
在钟南山之前，中国政府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人传人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正面回答。到1月20日为止，还是继续使用“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等说辞。但是在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已经出现人传人，病毒存在变异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官员表示，截至21日24时国家卫健委已经收到国内13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440例，死亡9例。图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防疫措施。
1月23日，中国对武汉实行“封城”，以试图遏制该病毒传播。公共交通暂停。当局指令赶建一家专门收治相关病人的大规模医院。1月24日，感染人数报告超过830人，死亡26人。当局将“封城”数量增至13个，涉及至少3600万民众。
随着春节将至，武汉作为一个人口聚集地，更多人从武汉往其他国家移动，而加速了疫情的跨国传播。1月13日，泰国出现首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之后又新增三例。1月16日，日本出现首个确诊病例。20日，一名中国籍女子在韩国确诊为该国首个确诊病例。21日，一名由武汉搭班机回台的女子确认为台湾首个病例。21日，美国华盛顿州；22日，澳门、香港出现首个确诊病例。在感染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它宣布为全球公共健康紧急事件目前“为时尚早”。
1月24日，法国卫生当局确认法国境内发生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标志着该病毒首现欧洲。数小时后，奥地利报告，一人感染该病毒。
1月25日，中国农历鼠年大年初一。死亡人数升至41人，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300，其中多数在中国。官方取消了众多大型庆祝安排，以防止病毒扩散。——这一天，数亿民众通常会旅行，或参加各种公共欢庆活动。专家们希望能在3个月内研制出首个冠状病毒疫苗。
在渡过此最艰难时刻后，疫情带给习近平的政治压力随着抗疫的展开和推进得已缓解，使他能够腾出手收拾"乱局"，作出一系列巩固权力的部署，至少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前后，他重新掌控了大局，在这波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中赢得了主动和主导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
一是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以及港澳办主任换上了习氏政法人马。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事控制权。谁掌握了人事大权，也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导权。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的换马虽然在舆论的预期之中，但谁接任在目前这个时候则有较大不确定性，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两位出身政法系统的官员分别上马，前者为习的浙江旧部，后者虽然不是出自之江新军，但政法背景也使他受习器重，再加上同一时刻任命原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出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反映了习近平的权力并未因新冠疫情危机而削弱，依然牢牢掌控人事大权。
二是习通过密集的常委、小组和政治局等会议及一系列指示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边缘化，凸显其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及对大局的统筹。既然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赋予它领导和统筹疫情防控的权力，按理习就不应再召开过多的常委会议和小组会议部署抗疫事务，以免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干扰小组决策，让下面不知听谁的好。但他在这期间召开会议的频率之高罕见，此外还频频就疫情发出指示。习这么做，一方面是担心外界指责他不关心和重视疫情，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一种姿态，他才是中国的老大，是那个说话算数的人。
三是官方舆论对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大肆宣扬。媒体和舆论是检验中共领导人有无权力和权威及其大小的指标。习自成为唯一权威后，垄断了官方舆论。但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前期，官媒报道突破了当局的某些宣传纪律，对习的报道有所弱化。然而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后，官媒重新加强了对习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宣传和造势。当局会议和大小官员也是言必赞习，本文开头引述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大谈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抗击疫情的重要，在最新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李克强表示，习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使用的话语完全是习氏的，应勇在履新湖北的会议上甚至用"教诲"一词来表达他对习的尊敬。
四是全国两会的推迟召开也是习重掌主导权的信号。两会延迟对习而言当然影响不好，但在疫情还在扩散蔓延的时刻，若两会如期召开，习很可能要被问责。当年毛泽东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面对来自党内压力，本想通过召开七千人大会摆脱被动局面，结果由于没有控制好会议反被刘少奇利用，引发干部对他更大不满，不得不在会上被迫检讨道歉。习如此时开两会也将面临这种追责状况。两会近5000代表委员参加，在这个场合，要做到统一声音非常困难，假如会上有"别有用心"者提出疫情责任问题，是否会引发与会者共鸣，将火引向习近平，很难讲。而在小范围控制不满则相对容易得多。推迟会议，等疫情被控制住后再召开，对习显而是有利的。
五是疫情电话外交，各国首脑纷同习通话，表明习的地位稳固，有助其地位强化。2月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纷纷给习近平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电话外交本身就在强化习的领导地位。在这些电话外交中，一些国家的总理虽然是该国的实际领导人，但名义上处于总统之下，按照国家之间的外交礼仪对等原则，应该是总理对总理，以前也是这样安排，可这次基本由习近平包揽通话，只有两个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打给了李克强，说明习主导了电话外交。
2019年12月始发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公共卫生事件。病毒已经造成逾千人死亡。肺炎疫情给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生活和经济运营造成严重影响。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Xinhua/X. Yijiu1月23日，中国对武汉实行“封城”，暂停所有公共交通。当局指令赶建一家专门收治相关病人的大规模医院。随后“封城”数量增至13个，涉及至少3600万民众。1月25日，中国农历鼠年大年初一，死亡人数升至41人，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300，其中多数在中国。官方取消了众多大型庆祝安排，以防止病毒扩散。
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目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900万人留在城里。当日，港澳政府宣布限制湖北省居民入境。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法国宣布从武汉撤侨。
截至1月27日，中国官方宣布确诊病例2835例，死亡81例。27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视察武汉。当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承认“有信息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但同时指“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需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1月27日晚间，德国巴伐利亚州确诊一名男子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卫生部门表示，此男子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商Webasto员工，一周前与该公司来自中国的一名女同事有过接触。该女子在返回中国后被确诊。据悉，感染病毒的这名德国男子已经被隔离治疗，身体状态良好。28日晚间，又有三名德国人被确诊感染，他们都是Webasto员工。鉴于中国疫情严峻，德国政府准备动用空军飞机从武汉接回滞留在那里的德国公民。
跟据国家卫健委通报的数字，1月28日24时，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报告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SARS的规模，不过死亡人数尚少于当年。据新浪网报道，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内地累计报告非典肺炎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治愈出院4959例。
世界卫生组织本1月30日召开会议之后，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此举不是对中国投下不信任票，而是为了防止这种病毒传播到医疗体系较弱的国家。
据中国官方数字，截至2月2日，确诊病例17205例，死亡361例，重症2296例。媒体报道，与2003年中国官方公布的萨斯死亡人数相比，此次疫情已经超过当时的数字（官方称中国大陆有349例死亡病例）。
截至2月11日，德国统计有14个确诊病例。其中2人是德国派军机从武汉撤侨经检测确诊的。图为百余名德国撤侨隔离两周的安置点，位于法兰克福以南一处军营。图中是记者在撤侨抵达前在该地采访。2月9日，第二批撤侨人员也安全返回德国，这20名生活在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德国人和家属，未能赶上第一批撤侨的专机。他们乘坐英国的一架包机离开武汉，到达英国牛津附近的军用机场后，被一架德国军机接回德国。目前他们在柏林接受隔离观察，暂时没有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
2月3日，据称有1000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在武汉交付，工期8天。2月8日，雷神山医院也投入使用，开始收治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与此同时，对于武汉疫情先期“8人造谣被警方警告”的消息，中国媒体进行追踪报道，采访了早期出于谨慎防范将消息发表在社交媒体群组的医生。中国媒体也报道了中国专家在国际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在1月20日钟南山表示“肯定有人传人”之前看来就早已有相关“人传人”证据。
习近平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不足，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2月5日，中国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达到490，确诊24324人。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各国第一时间分享所有跟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信息。
眼科医生李文亮曾在去年年底在微信群聊里发消息称“确诊7例SARS”，随后遭公安机关训诫，因此被视为新冠疫情的首批吹哨人之一。他本人在2月1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病情恶化，于2月7日凌晨去世。各式哀悼他的信息一夜之间刷屏各大社交媒体，关键词#我要言论自由#也开始在微博上受到高度关注。 专家认为，李文亮之死引爆了自新冠病毒疫情扩散以来，社会上对政府累积已久的不满情绪。
2月10日，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结束延长的春节假期，部分工厂企业逐步开工。但由于新冠病毒确诊案例持续上升，相关的防控工作仍然严格，饭店餐厅少有顾客光顾。中小学复课时间推后，江浙沪粤等经济大省均宣布在2月内不开学。有分析人士猜测，肺炎疫情可能使北京当局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的希望落空。
2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017人，单日死亡病例首次过百。除了短期内新建成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之外，武汉地区还将一些体育馆和展览管等设施临时改造称所谓的“方舱医院”（图），收治轻症患者。
2月13日，湖北省通报了14840确诊病例，称激增的原因是诊断标准改变，将13332个临床诊断病例，即CT检查结果显示有肺炎现象者归为确诊，但是这些病患尚未透过核酸筛检来确定是否有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13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由现任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也遭到撤换。
尽管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遇到的最严峻危机，但疫情未能击倒习，只能说党内无男儿，社会精英阶层也普遍堕落。本来，疫情引发的群情激愤对习具有足够杀伤力，如果此时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响应，是有可能促成变局产生。可除了几个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几声公开呐喊外，社会基本以无声来抗议，它虽然对习的权力和地位也构成冲击，但力度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党内高层特别是习的反对者不敢和不能有效利用社会不满，呼应反习声音，向习发难，可谓党内无一人是男儿。很多官员也许在默默做着沉船弃逃的准备，但都不愿做第一个公开的反对者，都想搭便车。这就是目前状况。
当然，习在此番权力斗争中能够重占主动和主导，也跟他直接掌握国家强力部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有关。在中国，军队是维护政权稳定和权力稳固的真正基石，如果强力部门和军队不背叛，高层要反水很困难。然而话也说过来，军方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也要看社会和党内的反对程度，如果最高领导人臭名昭著，人心尽失，社会和党内的不满和反抗已经公开表达，军方将领也会明白事理，顺应时势的选择。
本文作者是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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