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自2020年1月访问缅甸后，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已21个月没有外访了，而同期西方国家领导人均已恢复了正常访问。坊间早已对此作了各种猜测，一种看法认为是受疫情影响；还有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中率先复苏，对外部依赖减少，习觉得没有必要出国访问，而把注意力放在国内，解决棘手问题；海外“反共圈”则把习不出国和中国恶化的外部环境挂钩，认为中美恶斗，西方国家对习的恶感加剧，不欢迎也不邀请习去访问。
事实上，不仅习近两年没有出访，整个中共官僚队伍，在疫情发生后，除外交部长王毅以及主管外交工作的杨洁篪外，都再未在国外露过脸，杨也只是3月和9月分别在美国和瑞士同美方官方各见一次，且时间不长，故严格来说，只有王毅还保持着正常的出访节奏，这当然是王的外长身份所致。外界不但未见中共领导人出国，中国也基本不邀请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来华访问，除了有限的几次，而这几次都安排在外地，比如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两次访华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天津，常务副卿舍曼的访华则安排在天津。
尽管现在通讯发达，很多会议和交流不必面对面进行，但高级官员尤其领导人的面对面会见，无论对化解岐见，改善关系，拉近距离，增进个人友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视频和通话所欠缺的。当然，如果两国关系很糟，领导人一见面就吵起来，有时不见面反而是好事，会减少矛盾的爆发。但总的来说，就算两国关系僵化，见还是比不见的效果要好。因为国家之间的关系终究不同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可以任由情绪主导或者决定同谁交往，我不喜欢你，就不想见你，可国家不能这么做，国与国的交往，要克服领导人的情绪，从国家利益和理智出发。
中国人大会议预计将采纳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修宪建议，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如此，习近平在2023年将可连任国家主席，保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g Han Guan习近平（左）1953年生于北京，父亲习仲勋（右）是中共元老之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本图摄于1958年。
1968年，习近平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到农村插队，落户在陕北延安。1975年，习近平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就读。
1979年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成为国防部长耿飚秘书团队的一员。198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次年升任书记。1985年到2002年间，习近平先后任厦门副市长、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2002年调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委书记。
2007年陈良宇落马后，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图为2007年6月习近平出席上海特奥会的倒计时活动。此时的习近平，已为进入中央权力领导核心做好了准备。
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是著名歌唱演员，两人有一个女儿。
2007年习近平、李克强入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下一届领导核心。2012年秋的18大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次年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理想目标，逐渐成为中国官方政策和媒体宣传的一面旗帜。在中国部分民众为这一远景所鼓舞的同时，西方世界却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影响力的增加感到担忧。
习近平向来强调军队的重要性和对党的忠诚。2017年7月30日，为纪念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主持阅兵。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从国际事务中抽身的政策之际，中国则愈发频繁地以积极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大力整治腐败的同时，压制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
2017年10月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自信”、“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道理习近平当然懂。但为什么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不出国访问，也少邀请包括中共友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访华，即使有限的几次也不出面礼节性接见一下？此状况只有在中国文革时期可有一比，但文革是现代中国最黑暗的锁国时期，而且内部极度混乱，除毛之外的领导人基本被斗倒了。假如说习这样做有意摹仿毛，以凸显自己大国领导人的地位，似乎也不像，毛一生中只去过两次苏联，晚年更是呆在中南海里，可是那时还是有第三世界的一些领导人来华访问，毛会接见他们。
"清零政策"阻碍习近平出访
因此，出现这种极不寻常的现象必然要有极不寻常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理由现在看来只能是中国奉行的极严格的疫情"清零"政策。中国最先爆发疫情，整个2020年全球都在抗疫，世界的人员流动基本停摆，各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们过去的穿梭往来大都改在网上，一直延续到今年初研发出了疫苗并且投入使用后才有好转，慢慢恢复了见面。尽管如此，只有美国和它的盟友也即西方国家之间基本恢复了正常，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疫苗普遍的施打率不高，它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少或者基本不出国访问。
中国虽然率先在疫情中复苏，但这是因为采取了严格的"清零"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把疫情挡在国门外，不让国外的疫情特别是德尔塔变异病毒因为放松控制输入到国内。中国政府之所以要对德尔塔病毒严防死守，当然是怕大量死人。以中国的医疗条件、公共卫生状况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假如也采取如美、印的防疫措施，不说日死2000，就算200，中国政府恐怕都担负不起。这确实是由中国的体制不同造成的。美国近期日均新冠死亡人数接近2000人，对此可以批评美政府官员漠视人命，或者批评美民主出了问题，但至少它不会对民主体制造成很大冲击，最多对政客有不利影响。可是如果中国日死200，绝对是大问题，会引起全民的不满和恐慌，民众会把它怪罪于体制，进而冲击中共统治，一如武汉疫情初期那样。原因无他，是因为中共表面上把自己塑造成那么高尚和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障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那出现大量死人的状况，当然是政府责任。此乃中国政府对每个地方出现疫情都要对当地领导进行极严格问责的原因。就此而言，中共说它极重视民众的生命，努力做到不在疫情中死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可能确实是真的，但也是它的无奈，它只能这样，因为中共无法承受死很多人的代价。
亚洲多国开始“与病毒共存”中港台何时结束“清零”？
然而，这和习近平及中国领导人不出访有什么关系？
中国今年早期对外国进入中国的人员采取集中隔离14天的举措，但自7月后变更为21天，而各地还有一些土政策，实际据说要隔离一月才能在中国恢复正常旅行。按照这一规定，习和其他领导人如果出国访问，回国后要隔离21天，虽然他可以通过视讯和命令的方式遥控领导，但一些要他本人亲自出席的场合和活动就没法进行。问题还在于，领导人出访，必然要带领一个团队，而他们中有人感染的机率就很大，即使无人感染，回来也要隔离21天，工作就基本瘫痪。因为习的指令是通过他的团队来下达和贯彻的。这其中的传递环节必然受阻，效率会打折，假如在哪个环节出现疏漏或差错，还有可能酿成不该出现的问题。这些状况习必须考虑到。想想看，习会在六中全会上通过视频方式为出席会议的全体中央委员作报告吗？其他领导人也不能缺席这个重要的会议。
也许有人建议，可以缩短习和其他领导人的隔离时间，不必像普通人那样隔离这么长。人们对此当然会理解，而且确实也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习本人不愿树立一个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而破坏防疫规定的形象。他对各级官员的要求是以身作则，把它视为政治规矩，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有多少正当性，如果习这样做了，终究是破坏了防疫规定，随他一同出访的幕僚要不要也缩短隔离时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不想授人以柄。另外，如果缩短隔离时间，万一在隔离期没检出病毒怎么办？
“习氏新政”不容分心
除防疫限制的实质原因外，国内繁重的事务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友善也减少了他出国访问的意愿和兴趣，对于这一点，不像一些外媒说的是因中国正在建设经济内循环而不再对外部世界感到重要。今年两会后尤其下半年以来，中国内部的大事是一件连着一件，有舆论把中国政府整顿资本、教培、演艺圈的行动，拉闸限电、恒大问题和提出共同富裕等称做习正在发动一场新政，不管习的意图何在，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容不得他分心，何况还有台湾问题。接下来有冬奥。他必须集中精力去做，倘若处理不妥，很可能埋下一个一个地雷，被党内和社会的反习势力所用，从而为二十大埋下隐患。习固然大权在握，但也始终有一种不安感，而反对他的力量也始终在幕后对他"虎视眈眈"，利用他统治和施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豁口"，制造障碍。权力愈稳若放松警惕，犯错的概率也就愈高，习肯定不愿这种情况出现。
与此同时，中国外部环境不友善也让习对外访兴趣大减。一方面，在华盛顿营造的抗中氛围下，美国的盟友不方便此时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比如，日韩去年原有邀习访问的计划，以回礼中国邀日韩领导人访中，但习对两国的回访迟迟不能成行，疫情影响固是原因之一，可两国国内对中国的民意逆转也使得日韩政府必须斟酌是否有必要邀请习来访。另一方面，习若出访，总需要取得一些成果，如果什么成果都没有，空手而回，出访意义就不大，而要取得成果，特别是政治成果，当下也不容易，因为受邀国可能会考虑在美中对抗下不能表现出亲近中国的样子，尤其受邀国如果是美盟友却又和北京关系密切，更不可能和习达成什么政治协议，除非北京能够给予它们极大的好处。可北京此时能给予什么，又愿给予么？
拜登：我和习近平不是老朋友 只是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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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面提及的两场国际峰会来说，习不线下出席，可能还有不愿给拜登站台的考虑。若习拜同在国际场域出现，以目前态势，拜登应该还会是主角，习的风头盖不过他。而且，两人既然一同参会，免不了就要寒暄或者举行正式的美中首脑会议，但习现在不想同拜见面，因为两人会见如果不欢而散，两国关系就没有回旋余地。
或许还有其他人们想不到的原因，但上述原因可以解释习和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出国。这种情况已经损害了习和中国的形象，特别是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放弃了"清零"，尝试与病毒共处，中国是世界唯一还在坚持"清零"的大国，这对中国开放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影响经济的运行，长达两年压抑的民意亦很可能因生活和工作的不便再次出现不满。中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内部也在评估重新开放的条件和后果。有理由认为，在更多的民众接种了疫苗，明年2月冬奥会以及3月上中旬两会后，中国会放弃"清零"做法，重开国门，届时，习近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才会出国访问。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建政以来，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历了五代“中央领导核心”。而在他们之前，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已被人遗忘。
图像来源: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陈独秀（1879-1942）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1920年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1927年辞职，1929年因与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复杂坎坷，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接受过托洛茨基主义，曾被国民政府拘捕监禁。中共建政后长期对他的官方评价是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宪，生于杭州，曾留学苏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由于红军在他的领导下连遭重大损失，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1946年博古在国共和谈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张闻天来到中共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陕北随着毛泽东权力的扩大，张闻天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住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张闻天被划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其党内领导地位。中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毛泽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主导或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中国社会千万人死亡、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文化遗产遭严重破坏、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断裂等危害后果，这也让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时代》杂志仍将毛泽东列入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他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国国家主席。有看法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邓小平曾在中共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毛泽东生前指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汪东兴、叶剑英等联手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980年年底华国锋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生未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2018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客座评论中评价邓说：“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过，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到了1986年前后，邓小平等元老认为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全盘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赋闲的他，依然受到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辞职时，党内高层人物中只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随后，民众对这名中共前总书记的悼念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遭致镇压，酿成“六四”惨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间，这名推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前总书记，一直是“敏感词”。图为198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期间，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赵紫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开国元勋周恩来之外，李鹏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鹏担任了十年总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还曾担任五年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委员长（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及社会中的名望却几乎是历届总理中最低的。这一点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改变，而其症结无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学者章立凡对李鹏的评价是：“尽管在任内乏善可陈，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阴影，但李鹏实确实忠实于中共信仰或其执政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共标准的共产党人。”
八九民运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当时仅担任了短短两年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评价江泽民时说：“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北京学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
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说：“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任内的政治体制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胡锦涛在执政期内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强调“不折腾”，以较为低调的姿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反对者批评胡温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或者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有看法认为，“老人干政”之下，“胡温体制”实际上是“九龙治水，互不相让”的寡头体制，造成腐败横行、军中权力被架空、政法委变成独立王国的局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
温家宝于2003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政下的重要领导成员。2013年3月，温家宝卸任前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他是“胡锦涛主政下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于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间接表示，他可以想象，可以把中国村一级的选举制度提升至县和地区一级，可以允许更多民主。他也是将民主和自由称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最高级别官员。但是，温家宝在其10年任期中没有做出过努力，让设想成为现实”。《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认为，温家宝任内“中国政治大幅退步，经济上更造成国进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关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在温家宝担任领导岗位期间，借机贪污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引发各界轰动。
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导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大批官员入狱。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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