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作为首先遭遇新冠疫情的经济体，在今年一季度GDP下滑严重，一直增长了三十多年的实际GDP下降了6.8%。不过相较于后来居上的美国，这个降幅是小巫见大巫。美国二季度的GDP降幅是9.5%！之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都推出了经济刺激政策，经济也都见底回暖。今年底，中国经济规模（以GDP论）很有可能超过美国的70%。不过，两个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各有侧重。

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首先表现在生产领域。从三月份开始，复工复产成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我记得当时我还在这里点评了浙江特地开通的从贵阳到杭州的“复工专列”。这些政策无论有何瑕疵，最后证明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的恢复。二季度开始GDP增速由负转正，而且逐步向好。11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52.1%、56.4%和55.7%，三大指数均位于年内高点，连续9个月高于临界点。

而中国政府对消费的刺激相对温和。在二季度曾经有不少地方政府推出过消费券之类的小规模刺激政策，但是都没有大规模的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对此，我也有过评论。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整体储蓄率较高，一两个月的收入下降并不会影响大家的消费能力。只要未来的收入预期为正（这和就业情况息息相关），那么你不需要发放现金老百姓也会增加消费。

相反，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对消费的补贴，尤其是以现金为主。最典型的是3月下旬通过的规模为2.4万亿美元的CAREs法案，主要措施包括向居民发放一次性津贴，额外增加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以及扩大税收抵扣。受益于联邦政府大规模的转移支付，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月的1.4万亿美元大幅升至4月的1.6万亿美元。大规模的直接补贴带动了美国零售快速反弹，4月触底6月便回正，9月7.1%的增速，甚至超过疫情之前。

但是，因为美国的疫情并没有明显消退（看美国每天的新增病例，甚至于连类似德国的第一波和第二波都没有，一直是指数式的持续增长），所以美国的生产恢复不如消费，这直接导致了美国消费需求的外溢，表现在数据上就是美国对华进口明显提速，三季度中国出口超出预期，对美国出口是主要因素。例如，7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达到12.6%，8、9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更是超过20%。

展望后市，两种短期的刺激政策的持续性，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将会是瞩目焦点。毕竟，短期的刺激任务容易完成，尤其是在不惜代价的基础上。中美两大经济体在疫情之前就表现为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这个特性成为美国本届政府一直耿耿于怀试图扭转的重要目标。比如美中贸易战的一个目标就是减少甚至于消除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但是在疫情冲击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刺激消费的老路，而中国政府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极度重视生产的旧模式，以至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强化。

美国的消费刺激政策，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在疫情冲击下史无前例地超过了年度GDP，这将成为长远的经济负担。这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成本，不可不察。当前全球资本过剩，利率低迷，不少国家的国债甚至于负利率发行。因此，美国政府也发现：即使国债余额暴涨，但是国债的负担（从需要支付的利息角度看待）反而得以下降。因此，理论上看，在低利率和负利率的情况下，增加国债不失为一个合理办法。但是长期呢？未来是不是有可能长期保持一个负利率状况呢？一旦利率上行，那么目前堆积如山的国债就有可能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中国来讲，稳定生产链的好处慢慢体现了出来。得益于企业经营活动修复，就业基本面稳定，收入预期好转，8月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转正，9月反弹至3.3%，比8月提升2.8个百分点，10月份同比增长4.3%，比9月份进一步加快1个百分点。尤其是双循环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前中国政府对于经济转型的不懈追求。即使是在疫情冲击面前，也没有重启房地产市场。而现在疫情冲击减缓，中国供应链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强调双循环，力图打造中国消费引导生产的局面，以及在生产领域缓解技术瓶颈压力的努力，都是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策略。对此，笔者继续延续过去的观点，中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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