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学生举报老师已成了一种“时尚”，得到当局或明或暗的纵容。有人统计，2021年，高校有一万多名教师因学生举报被开除公职。鉴于发布该消息的网站已经删去这则信息，人们不清楚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但不管是否有这么多高校教师因举报被开除，显然，过去几年给人的印象此类事不在少数。

教师在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素来令人尊重，被尊称为先生。“先生”的称呼不仅意味着学识渊博，更意味着灵魂高尚。古人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在前，授业解惑在后，换成现今的语言，教师不只是传授给学生知识，也塑造他们的灵魂，教导怎么做人，怎么认识世界。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时段老师是斯文扫地，一个是文革，教师被蔑称为“臭老九”，被学生打倒还要踏上一脚，完全没有师道尊严；一个就是当下，教师对学生也要格外陪着小心，因为不知道说的哪句话做的哪个动作，会被学生记下举报给校方。前者是个极端的年代，今后再现那种场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后者在当局的新时代，似乎正越来越成为常态。

“孰是孰非”谁来界定

法律没有禁止学生不可以举报老师，举报也不是当下中国独有，欧美一些国家也不反对或支持学生举报老师，但前提是老师有错——当然对什么是“错”，不同的人理解不一，在甲看来是错的言论或行为，在乙看来很正常，正因此，它们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学校不会轻易对一个被学生举报的老师进行处罚，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教师冒犯了某种政治禁忌。虽然这种政治禁忌是否正确是可以讨论的，然而人家至少不会把某种政治禁忌扩大化，把自己心仪的某种思想包装成政治禁忌，动不动以此来威胁教师遵循校方或当局的政治指令。

可在中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学生举报老师，已得到当局的变相鼓励，成为当局胁迫教师听话的一种手段。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举报行动都是不合理的，那些针对教师有明显违反师德的言行，比如对某个学生的公然歧视或污辱，或者某种学术不端，当然该举报，因为这种言行本就应受查处，但现在人们担忧的不是这类举报，而是对教师的所谓“不当言论”鼓励学生举报。有官媒曾发文指，少数高校教师以言论自由为幌子，将历史中的一些旁枝末节作为“盘外招”，拼凑以零碎的所谓“政治理论”作支撑，借课堂兜售想象的“政治”形态，搞自我标榜，或夹带个人私怨，讲一些不当言论，因此建议给教师套上“紧箍咒”，加把“安全锁”。

要控制学生 先控制教师

此类现象现如今有越来越泛化趋势。当局之所以纵容学生举报老师的“不当言论”，目的当然是为钳制和控制人们的思想，让青年学生把他们接受的、当局灌输给他们的一套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视为正确和理所当然的，从而为中共的长久统治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接班人。对一个垄断执政权的政党而言，它最怕的是人们对其统治发出“疑虑”，反思他们接受的曾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挑战的真理，而这种疑虑和反思是从接受不一样的思想和观念开始。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塑时期，谁将一套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牢固占据他们的头脑与心灵，成年后很可能成为这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俘虏”，顽固地捍卫它。中共非常清楚这个道理，要从思想上控制学生，就先需要从思想上控制教师，不让他们把不一样的声音传递给学生。而要控制教师的思想，又先要从政治上严格控制教师，将教师的三尺讲台作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禁地，立规矩划边界，不得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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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习近平上台伊始，当局就出台16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规定“七不讲”，将中共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推到教育系统。2019年习又亲自主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要求教育工作者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时要“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并要求思想教育从娃娃抓起。去年一月，教育当局等六部门发布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把高校教师选拔聘用入口关，将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提并论。4月再印发《中共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高校党组织应当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当这些红头文件化身成高校教师的思想紧箍咒，一个个教师触碰当局红线而遭校方停课、解聘、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罚，就不奇怪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必然的。因为当局划定的红线面目不清晰，对什么是不当言论，什么是官方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存有灰色地带，在政治宽松之时，它们都不成为问题，但在严把政治责任关，越左越安全的新时代，即使像“日本人精益求精”这类话也会被当作精日的汉奸言论而遭学生举报。

为了自保 “照本宣科”

意识形态和政治高压的红线下，高校可说是哀鸿遍野，没有一个教师敢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是安全的。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看似荒诞却非常真实的案例，某个自称是211院校的学生曾在网上透露，他的老师每次讲到稍微触碰政治的话题，就会对着监控摄像头说：“这是书上面写的，并不是我的个人看法。”而一些高校教师为防范每节课也都准备好两份教学内容：若学生手机都能上交、关机，老师就畅所欲言正常上课；若有学生拒绝上交手机和关机，老师就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照本宣科，因为念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不会有不当观点，学生也就没了举报理由。这是在号称追求政治现代化的中国出现的事情，真乃莫大讽刺。

在一个国家处于政治黑暗时候，至少大学还应保持一份光明，成为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飞地，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否则，它就变成一头“利维坦”，首先受害的是学生自己。最近清华大学国关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对00后大学生如何认识世界有一番发言，引起争议。阎说当代大学生认识世界，往往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常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以“愿望思维”看待国际事务，认为中国很容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常以中国与外国两分法看待世界，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视为一类，将和平、道德、公平、正义等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视为中国独有的传统；认为只有中国是正义的和无辜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邪恶”的、西方人对中国有着天然仇恨。他们还深受网络观念影响，把经济决定论、阴谋论、债权武器等网红们的观点当作常识接受。阎勾勒的00后大学生认识世界的这些特点，即便不完全准确，也让外界感到害怕。以他们的年龄，20年后成为社会的中坚，30年后走向各级领导岗位，掌控中国，若到时以此种心态和认知同世界打交道，处理国际关系，恐将不仅是世界，也更是中国的灾难。而这完全拜当局所赐，是当局遏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对学生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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