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随着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进入54天，世界格局越来越明显。以美国和欧洲为主的民主国家面对着一个手中拥有不少化石燃料的资源威权国家。民主国家尽管有相当可观的绿色能源，而整体上来说却比较脆弱。

乌克兰战争提出了很多跟全球减碳有关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欧洲跟俄罗斯能源脱钩的问题。 因为客观上，欧洲跟俄罗斯能源脱钩越慢，普京打这场仗的资金来源保证的时间也越长。在这种格局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全球气候政治的有关的主要问题。

中国与俄罗斯不同

乌克兰战争更强化了民主阵营与威权世界的对峙。但即便这样，同样是威权国家，中国与俄罗斯还是不同。俄罗斯利用了欧洲的能源依赖的弱点作为发动这场战争的基础。而中国，尽管是普京的一个帮手，但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似乎跟对待意识形态的问题有所不同，至少还能跟西方寻找一些共同语言，尽管中国自己的打算并非跟它们的一致。在当今，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努力实现能源自主同时，中国也许还能通过出口自己的绿色产品成为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通过绿色能源来强化自己能源安全的助手。

今年4月1日欧盟最高层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就说明这个可能性，尽管中欧双方在普京的侵略战争的问题上毫无共同语言，但毕竟还是能就应对气候变化交换一些意见。欧盟在峰会后的一份新闻稿说，双方“同意继续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方面进行合作，这对于解决这一紧迫的全球挑战是必要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在全球的气候政治的作为，直接影响着世界气候目标的实现。 

占领世界市场

谈到对付气候变化，通常有一个误解是，威权主义政权通常不愿意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推行绿色政策。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立场，即减排和绿色经济是民主制度的固有产物，跟威权制度无关。而客观上，这种思维跟现实显然是有点脱节的。中国各届领导自第12个五年计划以来，已看准绿色技术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因为绿色经济确实直接给国家带来利益，而习近平似乎更是强调绿色技术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同时，中国更有用绿色产品占领世界市场的计划。  从某种层度上来说，中国领导自90年代起，是努力地将气候政治与做生意巧妙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这一点，如果看一下电动汽车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在中国的发展，便能了解。

2021年的全球电动车产量为399万辆。中国占总数的57.4%，欧洲和美国分别占22%和12%，而日本仅占0.9%。2021年中国出口近50万辆电动汽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出口增长了五倍，达到23万辆，也就是说，该地区吸收了中国电动车出口总量的一半，中国对欧洲的绿色交通在做出贡献 。当然，这里也必须提及的是，在出口的近50万台设备中，有超过10万台似乎来自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但有一点是无可非议的，是中国推动了全球电动汽车的传播和兴旺。

而中国发展电动撤并非完全靠着自己的研发能力。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将电动汽车和其电池定为战略产业，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培育本土产业，其中一项措施于2011年执行。它要求希望在中国销售电动汽车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将关键技术转让给当地公司。这样，使得中方比较快地掌握了必要的技术和技能。 比亚迪、上汽集团等8家中国品牌占2021年全球新能源总销量的28.23%，可以说中国撑起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半边天。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单：特斯拉居首比亚迪第二。

在风能和光能方面，中国也是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获取了西方的技术，加之政府相当一段时间对此行业的补助，使其达到全球第一的规模。 从全球层面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31%）、风能（29%）、地热（19%）和水力（31%）的能源生产国。中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3亿千瓦，至2021年，已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也是连续9年稳居世界首位。而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设备制造的产能，决定它能为全球的绿色能源做出可观的贡献。在欧盟弃用俄罗斯燃料之际，中国清洁能源巨头正有点巴不得成为世界上低碳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而事实也正是这样。譬如在2021年，中国产的近40%的太阳能设备出口到了欧洲。

保住经济发展的底线

然而，北京对处理自己国内的能源安全与实现全球的气候目标远非大公无私的。中国的绿色经济都是以不影响自己的能源安全为前提的。几十年来，中国努力地保住自己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即相对低价能源、材料和技术工人以及便利的基础设施，从而吸引西方资本和扩大生产。目前其他能源还很难取代煤 （占第一能源的60%），尤其在发电领域。

去年出现的不少城市的电源短缺的灾难，就是因为习近平对能源调配的无知和盲目减碳造成的。虽然2021年是中国宣布碳中和目标后的第一年，但因为制造业和经济继续增长，民众生活电力需求继续大增，加之国际能源价格上升，中国国内电力短缺一度严重。为了保住经济发展这一底线，北京放开了此前对煤炭开采和火力发电的很多限制，煤炭消费量大幅回升，几乎接近2013年的峰值。 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

这就意味着，当能源安全跟绿色能源产生矛盾，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时，能源安全则是首选。尽管在“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严控煤电项目， 许诺不再新建单纯以发电为目的的煤电项目。 但2021年的断电客观上已经造成中国官方食言。在2021年上半年，中共省级政府批准了24家国内煤电厂。中国各地计划的重点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04千兆瓦，比日本和俄罗斯目前的装机容量总和还多。

今年初，中共还就此调整了“双碳”政策目标，对钢铁行业的碳达峰推迟5年。 即本来应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的，现在推迟到2030年了。 可以预料，中国政府在今后的1-2年内，在减排的目标上，将会采取一个“模糊战略”，即不明确地用严格的要求来给自己施加过大的压力，从而弹性地接近双碳目标。中国十四五规划以及NDC目标申明到2025年，在2020年的基础上，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减少13.5%和18%。这是一个很平凡的目标，这跟习近平在进入第三个任期之前的谨慎有关。 因为习容不得在这之前经济因为缺电再次动荡。

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绿色经济方面就此止步了。相反，中国在推进世界绿色目标过程中依然有着极大的潜力。可以想见，一旦电能储藏技术等技术在中国有明显的突破，中国的绿色能源的比例将会大大提高。

欧洲类似的困境

欧洲也面临如此的困境，只是原由跟中国大不相同。 普京对乌克兰侵略战争大大推动了欧盟成员国（匈牙利除外）力争减少对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电力来源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京能对乌克兰肆无忌惮地侵略，就完全在于欧洲自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为了结束战争，同时获得能源自主，欧洲不得不一方面摆脱俄罗斯，从别处寻找化石燃料供给，以达到能源安全的短期目标，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照顾长期的减碳气候目标。但客观上，这两者暂时是会有矛盾和冲突的。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运输中断的担忧上升，从希腊到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国家正在延长其燃煤电厂的寿命。表面上看，欧洲似乎正在回到90年代，当时能源安全是关于确保化石燃料的获取和运输。 但这种现象肯定是暂时的，而且欧盟国家确实也在通过强化可再生能源和氢能的发展，从而实现更重要的气候目标。

但不管是从中国去年的缺电还是今天欧洲为了准备跟俄罗斯的“断气”，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没有可靠的能源供应，现代社会就无法运转。这一点既适应中国，也适应任何一个能源供应依赖性很强的欧洲国家。 但顾全能源安全，这暂时会对实现气候目标的实现予以负面影响。

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正确评价中国在今后全球气候政治的作用，我们需要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转变做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从90年代初到今天，中国已经见证了从对全球气候辩论的严重敌意，然后到处理气候问题的机会主义方法，再到积极主动、雄心勃勃的计划和行动的转变。可以说，中国在设计其气候政策时，并不是直接出于将温度控制在2.0或1.5度以下的目的，换言之，人类福祉不是中国政府的终极目标，而是中国的经济本身。相反，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功地、成熟地将气候政治与商业相结合的国家，也许从结果来看，这并不完全是错误的。

但中国要做的功课还很多。2021年，中国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11%左右。这比较像丹麦等国家现在50%以上的电力都来自风能和太阳能，那要差远了。

中国的目标是确保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0%左右。到2060年，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80%以上。按照中国智库的估计，在未来30年内，如果中国要实现2060年前的碳中和，必须投资相当于7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其2020年国家产出的5倍。中国的能源强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7倍。 中国 必须在工业、交通、建筑和电力等部门完成一系列技术突破，以实现其气候目标，特别是碳中和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急迫地进行能源制度的改革。所有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能源技术都以电力为基础。但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电力系统和实现其脱碳目标所需的那个系统距离很大。这就需要改革。譬如说输电和电网系统的运营以及电力定价的改革。

作为欧盟能做什么呢？

总之，没有中国的快速和有力的减碳，世界就无法达到1.5C目标。 对此，作为欧盟能做什么呢？ 首先，欧盟不少机构跟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上都有不同的合作，那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欧盟能在1-2年时间内，能给中国演示，即一方面能实现脱俄，另一方面又能在绿色能源技术上有明显突破和进步，这将对中国有着很大的鼓励和刺激。

绿色经济并非民主制度的专有。从习近平的言论来看，他比他之前的任何几届前任都重视绿色经济。不管是历史的原因还是中共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中国已经成了当今气候问题的主要源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中国在电动车以及可再生能源方面获得的成就来看，我们也能预料，它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解决方案之一。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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