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首先我们来看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不管它到底是起源在哪个国家，中国至少是一个能对回答此问题的应该作出贡献的主要的国家，因为它确实最早在那里出现，同时，中国至今确实也没有用一个透明、中立、科学的方法将世界对其初期的几个疑点（比如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问题，武汉的零号病人等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解脱”、“逃避责任”的企图，有的甚至做得很蹩脚。

新冠病毒的全球化是对疯狂的经济全球化一个严重教训。民族国家的资本为了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把生产线迁移到“最合适”的国家（在目前从全球化得利最大的就是中国），这一点从药品制造业特别能体现出来。那么，现在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欧洲美国的疫情时间拖得越长，这个问题将愈显严重。 我们现在民族国家的领袖们似乎也跟自己国家的资本捆绑在一起，而现在开始逼迫他们考虑如何更巧妙地不让一篮鸡蛋都投放在一个国家，这样就能使其更具应对危机的能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必要时民族国家政府有能力阻止资本的“纯粹为了利润的流动”。而这正是对现有的自由主义治理理念的一种挑战。

我赞赏像裴敏欣（Minxin Pei）等中国问题学者以及像陈破空反对派人物的道德准则，但我不赞成他们这次对新冠疫情的分析。他们的观点是，新冠病毒纯是威权主义（即“中国制造”）的，它的大规模扩散也是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我这里暂且不谈病毒的起源问题，显然，在应付这种病毒传播的问题上，中国大陆的做法是纯粹威权主义式的，那是一种不计成本的、为了“党”的利益所作的努力。即便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似乎能抑制病毒的扩散，但是那种非人性、部分是超人性以及高成本的做法肯定不是世界各国想真正模仿的榜样。那些在西方国家叫嚷要学中国的人，应该把他们送到武汉那个时期像武汉人一样去体验一下，那他们才知道中国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非威权主义国家即民主国家如何处理此病毒，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情境。 大体来说，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们这次犯的错误也不小。我们看到的是把病毒归咎于民主党的阴谋的特朗普，以及其在初期不负责任的敷衍了事;我们也看到在初期民众与政府无法同心协力的意大利，以致造成如此高的死亡率以及感染人数;我们真是通过这样的事件，才了解到欧洲的有的国家以及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缺陷，了解到欧盟的局限性。

总之，民主国家在确实有充分的时间防止扩散的情况下，并非做得那么顺当（更不用说出色），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意大利责怪得不到欧盟的援助，相反却得到欧盟以外的中国的支持，这也值得欧盟领袖们的反思。目前欧盟各国都在赶紧关上国门，这也是欧盟领袖们对有的成员国病毒的疯狂扩散束手无策的表现。

这次疫情也体现了民主国家内公民在其权力与责任认知和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有其对国家和经济有利的方面，但是，在危机时期，如何使得公民更具责任性，在一段时间限制自己的“自由”，从而给群体创造机会，战胜病毒。这看来，很多民主国家这种社团精神是不够的。意大利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

作为一个学者，摒弃威权主义，这是道德的必须。但是，不能放弃对民主国家的批判态度。特别是要看到，现在的民主国家出现了不少威权主义式的人物比如说特朗普，或者像英国首相约翰逊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幸亏美国的制度依然存在，要不然，美国在这样的疫情扩散中应付手段肯定会更糟。对民主国家持批判态度目的是保护和维护真正的民主，但中国的海外反对派在这方面有点迟钝，这是他们的一大缺陷。

新冠病毒全球化也使得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某种意义上的无能。 如今世界各国最需要的是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及这种措施的迅速推广。这是这个组织必须做的事。应该承认，台湾、新加坡、香港是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比较成功的案列，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不能把地球上这些成员的经验推广给其他国家？ 难道这个时候政治依然高于抗争病毒吗？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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