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对中国当局特别是河南地方政府来说，这乃是一起由天灾造成的意外事件而非人祸，然而，它们无法忽视大众的愤懑。

固然，官方所说“千年一遇”的暴雨是导致灾祸的客观因素，在这种极端天气面前，要想完全避免不出现灾难是不可能的，因为像城市排涝系统这样的基础设施不可能按照“千年一遇”的标准去建设。就此而言，此次洪涝似乎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官方和官媒正是如此解释的，把洪涝灾祸的原因归咎于无法抗御的“天灾”。但是，大众不满的正是官方的这个解释。他们认为天灾只是外因，人祸才是本质，人们指责官方没有及时预报这次暴雨，让大家不是呆在家里而是去上班；地铁在洪水灌进来后没有及时停运，导致12人死亡；水库泄洪没有提前告知民众，让人们来不及转移；灾祸发生后，官员不能最快组织营救；官方隐瞒灾情和死亡人数，官媒还在按部就班宣传常规节目，对大洪灾没有以一种突发事件的要求去报道，提供人们足够多的信息，等等。

人们指责的上述方面如果全部或部分做好了，官员救援称职，虽然不可能避免灾害，但灾害的程度会减轻，至少一些人不会无辜送命。

中国式救灾模式

中国当局显然感受到洪灾点燃的民间舆情压力，所以才会有习近平发出的抗洪救灾工作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以平民愤。从中国的政治语言学看，最高领袖强调什么，很可能说明正缺什么。换言之，河南和郑州市的两级领导干部有可能在极端暴雨来临时，没有做到身先士卒和靠前指挥，这也就间接证实民间对当局的指责至少部分属实。

而在习近平发出“御旨”后，上至中央的防洪和救灾管理部门，下至基层政府，以及解放军，快速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灾情中，相关官员无人敢懈怠。这正是人们看到的中国救灾模式，是中共体制特有也是惯常的现象。说特有，是其他体制尤其民主政体难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如此多资源协调和统一行动；说惯常，是这种事时常出现，非个案。在最高领袖发出指示前，官员们各顾一摊，只管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突发事件或者灾祸无动于衷，不敏感，又或虽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在上级尤其最高领袖下达指令前，不敢妄自行动，因为他们无法把握其中的分寸，不清楚领袖是否满意。用一句俗语讲，官员的行为就像磨磨一样，你推一下，他才动一下。

但在最高领袖发出了指令后，官员们也就迅速行动起来，各方汇集成千军万马，此乃中共特有的动员机制，可把它看作举国体制的一部分，尤其在面对不管是地震、防洪、防疫以及其他大的灾害处理时，都如此。一旦这个机制启动，往往能快速和高效地解决问题。

很多人只注意到了这个体制的后半部分，看到它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办所谓“大事”的效率和优势，但对这个体制的前半部分，即常态化管理不甚关注。事实上，后者看起来的高效是以前者的懈怠和不作为的低效为代价的。往往是，由于日常管理的怠政激化矛盾，酿成事故，或者加重某种灾害，事后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处理和救济，从而也才有此种灾害动员机制。也就是说，中共的灾害动员和救济模式是以日常的怠政和不作为为依托的。

脆弱的强权

然而，郑州洪灾民间对政府救灾不力的不满显示当局的系统性怠政有很大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是个大力士，无人能打败他，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死穴，就是脚后跟，只要射中了这里，这位神力士就会死亡。后来人们用“阿喀琉斯之踵”来比拟再伟大的人物或者强权都有致命弱点。因此，对反对者来说，只要找到了对手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善加利用，就不怕打不败它。

习近平政权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强大的时刻，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独裁政权之一，不承认这点将会陷入唐吉可德式的作战。然而，习政权或许也是脆弱的政权，其脆弱之处就在于它面临各种复杂的内外矛盾和危机，所以可把它称为脆弱的强权。对习近平个人以及他建立的统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他四面树敌以及海外的公开反对，对这些他会以民族主义和中共的铁的纪律裹挟全党和人民去应对；而是当局从上到下的系统性怠政和不作为，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欺上瞒下，信息扭曲，不作为和乱作为所导致的矛盾扩大成灾难或危机，触动政权稳定的玄关。

官方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极权体制的通病，也是中共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被空前强化。如果说，在邓江胡时代，相对不作为，官员和政府更多表现为借着改革乱作为，那么现在更突出地表现为不作为，表现为不敢担责、不愿担责，也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懈怠。原因在于习近平加大了对权力的集中程度和对官员群体的空前的政治高压。

无论是改革、经济发展和日常管理，都需要分权，面对突发危机更需要当机立断、自主决策，假如事事都向上级请示，不敢处置，很可能会错过宝贵的时间窗口。因为尽管现在信息传输非常方便，然而上级毕竟不在现场，不很了解事情的细节和严重程度，也有其他的考量，也许下级认为是危机的事情，在上级看来却没什么大不了，这都有可能影响和耽误对事情的处置，让小问题酿成大危机。可是在习近平时期，他不仅在政治上高度集权，要官员效忠自己，大小事情亲自发指令，更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剥夺了官员在本层级应有的自主权。2019年2月，中共出台《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明确规定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就重大事项请求指示或者批准，用中办负责人的话说，其目的就是要解决有的地方和部门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程序方式不规范，以及一些党组织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

固然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但为了解决问题而强化请示报告制度只会让下级官员坐等上级批准，什么事情都不去做也不愿去做，逃避自己的责任，从而贻误时机，让事情升级。习近平并非没看到这点，他多次发指示敦促官员大胆行动。在今年1月的一个讲话中，他还罕有批评官员只等待他的书面指令，而不愿积极行政，批评官员只知道说场面话，不干实事。在郑州洪灾发生后，官媒也梳理了习最近几年针对防洪救灾发出的指示，有7次之多。

然而，中共当局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系统性怠政，根子正是习自己一手造成的，他虽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但解决的手段还是依赖他的行政指令，这就陷入了一个恶行循环，从极端的情况看，他之下的所有官员，都在等着他的发号施令。问题在于，中国没有自治传统，民众已经习惯于官员的管理，而在一个大小事都由政府说了算、政府并且垄断了主要资源的状况下，虽然这种懈怠在日常治理中也会产生很多弊端，但冲击力有限，且事后可弥补消化，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但是，一旦突遇重大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其弊端很可能让解决问题的时机丧失，激化矛盾。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官员的漫不经心、无动于衷，基层的无能为力，下上级之间信息传递的扭曲、时滞甚至脱节，都会恶化而不是缓和问题的解决，而对问题解决的时机把握是缓和事态的关键，这个体制恰恰在这点上最没优势。

等到最高当局有所回应或者重视后，极可能为时已晚，恶果显现，回天无力。

去年的武汉疫情由于病毒的快速扩散西方应对马虎，让习近平得已成功地扭转疫情叙事并得到民众支持，但这次郑州和河南洪灾民间的不满显示民众对官方固有的低信任度并未消失。尽管官方也在总结这类经验教训，但此乃政权内在的痼疾，无法根治，这使得类似洪灾的治理危机会一次次重演。此种事情一多，总会加强民众对习近平政权的不良印象，一旦某次灾害或危机造成的损害特别大，民变或许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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