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索赔是在极端环境下情绪上自然的反应：这么多人命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突然终结，谁能从情感层面无声无息地接受呢？但我们也应该承认，索赔要求很可能被工具化或政治化。
特朗普利用向中国索赔转移民众的对其应付灾难的无能的视线，并企图以此增加他第二次选举的筹码，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必须看到，美国对中国指责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 至于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的一些律师团体对中方提出的索赔要求，如果我们了解其中原因，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中国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在这次病疫中，首先，在三月后，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被看成是病毒的载体，受到了中国地方管理机构不合理的甚至是歧视性的对待，这样，已经造成了感情上的挫伤。而中方在尼的很多一带一路的项目，又使尼方没有觉得有足够的受益。加之有的来自中国的私人厂商惯于从事一些法律的灰色地带甚至是违法的商业活动。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自然就产生了不满进而形成了索赔的要求。
但是，不管具体环境如何，所有索赔的团体或政府，都需做完一门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把怀疑的在中国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弄清楚了。没有着实的证据，索赔的理由不可能是很充分的。而从疑点或数量极少的证据，到掌握足够的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以为，向他国索赔说到底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况且，每个国家的政府自己实际上也要因失策对国内就病毒死亡的惊人的人数负一定的责任。 换言之，自己的百姓也许对自己的政府领导人由于失责同样会提出索赔的要求。
问题的实质是，在一场像当今这样的巨大规模的全球化的灾难，在一个各国之间的交通已经如此密切与频繁的情况下，在全球层面，任何一个传染力度如此强大的病毒如果首先出现在某一国，那该国就负有重大责任，及时地透明地告知全世界（即提供足够的数据和向全球专家提供必要的调研环境），以便人们更有效地应对。这样，相对索赔，调查才是重中之重。 这就是这次新冠病毒跟以前灾难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等性质不同的地方：发生国在起源问题上的担当，就比任何时候显得无比重要。因为，人们期待的是掌握病毒的来龙去脉，以便今后不再重蹈覆辙。
如果这样看的话，不管是支持索赔的国家还是那些比较温和小心看待这个问题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欧盟和德国，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即急迫想了解自去年11月以来甚至更早的有关新冠病毒的真相。既然这个病毒首先在中国出现，自然中国就有这个责任让各国了解早期的所有细节。
谈到这里，我以为首先应该对疑点和阴谋论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区分。从官方对跟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毫无关系的零号病人的遮遮盖盖的做法说起，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习生的生死不明含糊状态，再到今天政府要求所有病毒学家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前须经国内审查，这里有一连串的疑点，使得人们断定中国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并非是毫无疵瑕的。这样，这些疑点逐个逐个解开就成了必须。而基于这些疑点提出的进行公开的公正的调查的要求，并非过分，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正是通过这样的调查，才能得知病毒究竟是否由于无意的事故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至于有人怀疑中方可能秘密地制造生物武器，甚至以此用放毒形式来阻止香港的抗议运动，那纯是属于阴谋论了，这显然不是主张调查的人关心的范围。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要调查的前提也越来越清晰了： 大多数专家认为，此病毒是来自自然或者来自动物，尽管科学结论是在争议中确立的，而在这里这个争议并非终结。但如果从目前大多数专家的观点看，也已经帮中国解除了关于生物武器的阴谋论的基础。
但是，有些专家在不怀疑中国病毒专家的资质和安全理念的前提下，也确实担忧在武汉的几个病毒研究所是否由于某种管理的疏忽无意地释放新冠病毒。认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这里有几个）可能成为事故的地点有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病毒学家Luc Montagnier， 也有俄罗斯很有声望的病毒学家Peter Chumakov。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观察者没有必要太匆忙地去断定这两位专家的意见一定正确，但确实也没有必要肯定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月份就断定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毫无疑点的过急的结论。 要知道，即便是世界卫生组织，心里其实也是没底：正是因为该组织其实自己并不真正很清楚，在早期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正是因为如此，该组织对中方多次提出了参与调查的要求，但均被中方拒绝了。
目前，在调查这个问题上，整个世界实际上处在一个尴尬局面：一方面，病毒灾难还在持续中，世界各国需要凝聚所有的力量，研制出战胜病毒的疫苗和药品，所以跟中国合作是必需的。而另一方面，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澳大利亚， 还是除了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想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怎么来到世界的，而要知道这一切，又必须从中国开始。但是，中方显然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这种要求，而且，中国确实也可不顾一切，从国家主权角度拒绝这种外来的调查。
那么，人们一定会关心，这个尴尬局面最后会怎么解套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请读者先回想一下两件事情。首先是看一下，每次气候谈判峰会，中国是否愿意在气候变化以及减排的问题上，做到联合国要求的让外界对它的有关数据"可测、可报告、可验证"(MRV)呢？ 没有。中方认为，这是国家主权问题。给你什么数据你就接受什么。
第二个案例就是南海仲裁案，即所谓"菲律宾控告中国案"。尽管在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判菲律宾胜诉，并否定了"九段线"，还决定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 但是，结局如何呢？中国并没有理会该裁决，因为这个涉及到它的"核心利益"，相反，对南海的控制愈加全面。
其他国家要到中国来调查，这跟要求中国减排的数据完全透明一样，被中国官方认为是干涉内政的事，因而是不会允许的。 国际法庭即便在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对索赔方提出的冲裁案作出裁决，那结果不会跟南海的案例有什么两样。尽管中国的名誉和信任问题会就此受很大影响，但从中国角度来说，"核心利益"保住就行。这是我们可以预想的一种不太好的结局。
另一种结局不比前一种会更好。应该看到，习近平并非是一个一点不顾中国形象的人，这从他在病毒灾难开始至今跟国际上政要的电话频繁次数就能察觉到。正是考虑到了国家的形象，中国政府最近才对由于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作了更改，同时也公开一些似乎并非涉及上述疑点的病例记录。以此推论，未来发展，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即中方在经过一段时间"排练"后，很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好调查的氛围和演员，让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参与调查。这样，尽管调查者最终并不能真正解开上述那些疑点，但至少表面上对外界有个交代，以至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总之，我并不对结局有太乐观的态度。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已经斩钉截铁地决定不让外界参与调查，因为参与调查可能会直接影响统治精英的合法性，同时，习近平不想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出他的软弱。 如果是这样，人们只能作好在上面两种结局里取一种的选择。如果是这样，大家渴求想通过这次调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并为今后战胜类似的灾难树立一个样板，只能成为一种空想。
但是，政治始终是动态型的。第三种可能尽管存在机率可能比较小，但并不能完全排除。 那就是，中国领导确信武汉那里没有问题，同时改变以前的做法，以开明的态度对待外界调查。而外界通过调查确实也能证明中国没错。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将是给中国无论是信誉上，还是世界抗疫的历史上，都会增添无限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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