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这个星期，一则大学教授轻生的新闻，引起了海内外香港人以及华人圈的关注。事后警方和城大都证实了死者的身份，而香港媒体普遍报道的版本是，“初步调查显示，59岁死者曾就精神健康事宜寻求专业人士协助，最近也曾透露对身体健康及工作问题感到忧虑或困扰”。

海外媒体则提到，李衍桦教授生前留下了“遗言”，来源自“网上有人流传李生前在朋友圈发的一封帖文”，但没有具体的发文时间；流传的网络截图，其实也无法辨认是否李教授的帐户。

网传的遗书内容非常悲壮，关键内容节录如下：“离开四大的那一天，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尘埃落定，天空灰蒙蒙的’，从2019年春天那场风波开始，‘我没有一天是真正快乐的’。作为失落的一代，我对于香港的明天不再有任何期待。”

“我走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如果想念我就来这里看看吧。”

“我想被火车碾碎的感觉应该和被坦克碾碎差不多吧⋯⋯能在这座我深爱过的、和我‘同岁’却日渐衰落的城市用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大概也是一种浪漫吧。”

由于“遗言”明白表示了“2019年”、“23条”、“坦克压碎”、“失落一代”，等于是有知识份子用生命对香港被暴政摧残作出生命控诉，一下子就引爆了舆论闗注。

这时候，你看看香港媒体无人提到这封遗书，又觉得非常不寻常，但放在国安环境下，又觉得这才是正常，谁敢提这封控诉的遗书啊？

没想到，警方在沉默数天后，忍不住发文回应，指责网上有人散播李教授自杀的不实图片，作出并无事实根据的不负责任言论，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市民小心分辨网络资讯的真伪。

这一下，似乎又证实了，这则遗书，可能是真的。因为大陆舆论生态，“谣言”有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而当官方“辟谣”，往往又是用权威证实这条谣言是真实的，所以官方才要否认。

今天，香港警方高调“辟谣”，是否变相证实了遗书的真实？

外界很难判断，因为“遗书”太多不明的真相，例如没有作者姓名或身份的辨认，内文提到的“离开四大”的“四大”指的是甚么？是否土木工程的某些特定术语？和香港同岁的“同岁”，也和李教授59岁的年纪难以对照吻合，这些都令人无法百分百认定这封遗书的真伪。

但这件事，也说明了香港的生态环境巨大转变。例如，这件事既然在海外炒作得如此沸腾，为何香港媒体，都不敢引述这个“消息”？如果说，这是因为香港传媒有较高的道德伦理，未经证实消息不敢引用，但也应该引起媒体的重视，至少应该派记者向李教授的家人考证。

没有政治遗书，就是一宗悲剧；如果有政治遗书，就多了一层政治控诉的意味，对新闻报道而言，是更有公众性的一个角度，为何偏偏就不去跟进？

所以，即使这封遗书最后原来是伪造的，你也会看到，香港的舆论生态，在某些敏感领域，只能等“官方定案”。

官方有无权威辟谣呢？经历了2019年的风波，香港警方的公信力实在是有目共睹，辟谣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最重要一点，这封“遗书”就算不属于李教授，就当是有人创作出的一封帖文好了，但内容字句、感受情绪，似乎都比官方的“由治及兴”来得真实入骨。

你问问香港市民，有几多人2019年后，没有真正快乐？有几多人觉得香港是灰蒙蒙一片？几多人觉得自己是失落一代的香港人？

不是每个人都会把这种负面想法放到最大，甚至有轻生这么极端的念头，但这篇不知真伪的遗书，所透露出来的“灰色”感觉，绝对比起官方所宣讲的“由治及兴”、“日夜都缤纷”来得更真实。

站在新闻角度，有必要考证这封遗书的真伪，这关乎对死者的尊重，不能任意把政治意图寄放在逝者身上；但若是站在香港这个城市的情绪面向角度，这封信却是无比真实，把香港人的心情反映折射。

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曾任职香港电台，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目前旅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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