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若问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看看记协做的业界及市民评分可知一二，那个评分就像是“新闻自由清零”一样的惨烈。

以前香港的新闻业界可说是华文世界的领头羊，中国大陆没有新闻、只有喉舌；台湾新闻自由奔放，但有时笔走偏锋，车祸新闻家长里短，没了没完。

时至今日，香港的新闻自由，余下甚么？

我理解的是，“在精选下的新闻有少许批评的自由”，甚么意思？

政治话题完全就是禁区，最明显例子便是721、831，反修例运动中最令香港人悲伤愤怒的日子，也是两个悬而未决的大案。

作为正常的传媒机构，每年这些日子都应该要设专题、做追踪、访问幸存者目击证人，想方设法还原真相。

但今年的香港传统媒体，除了报道721警方在元朗站外的最新行动情况，便不再有深入的专题讨论，因为这已经是官方定了案的题目。

如果有一天，台湾媒体不能再回顾、探讨228的历史意义或者对政府的转型正义做检讨，228就只变成一个假日，这样的舆论环境，你能接受吗？

自从香港电台的编导蔡玉玲追踪721涉案人士的车牌号码，结果反被警方控告提供错误资料调查车牌的“虚假陈述”罪名，官方强权介入阻止调查的态度也就昭然若揭。一般传媒机构谁也不愿去碰这个禁区。

还有一些大方向的政治题目，也是不容许异议声音，例如“国民教育”的议题。例如校园要举行升国旗比赛、引入爱国电影、校园图书馆下架政治不正确的书籍，凡此种种，再无异议，有的只是附和文章，访问一些学生看完爱国电影如何“眼湿湿”(感动流泪)、如何表达“我和祖国心连心”的肉麻表白。

才不过在2012年，特区政府要引入“国民教育”，社会各界强力反对，媒体也是大篇幅批判监督，质疑背后动机。两相对比，云泥之别。

但在硬桥硬马的政治大题目之外，香港传媒仍有监督批评的空间。

最近香港放松了防疫措施，0+3上路，传媒焦点都放在新官上场的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身上，因为这位新贵之前是紧跟中央指示，要求动态清零，更豪言“与病毒共存只会共赴黄泉”。

于是当特区改变防疫方向，等于打脸卢宠茂，传媒便要求他回应，某程度也是给这位官员相当大的尴尬，这仍然是允许范圍。

甚至，传媒也可以自由报道此前香港防疫的严苛，令香港竞争倒退，被新加坡超车、影响经济发展等等的内容。

如果和国内的舆论环境相比，你是不可能听到有媒体质疑习总书记的“动态清零”拖垮中国经济的声音。

国安法下，香港传媒也找到另一扇独特的监察窗户，便是“法庭版”。

反修例案后，法庭新闻变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是，每一宗法庭判刑的案件，都涉及重要公众人物，譬如立法会47人案、苹果日报的黎智英、主教陈日君，本身已是新闻焦点；再加上每一宗的控罪，都可能是历史见证，譬如是否真的会判“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八个字违反国安法？所谓“煽动仇恨”具体的定义如何？黎智英会否交由内地审议？法庭新闻变作时代见证。

更重要的是，法庭上控辩双方的交锋，也可以突显出控方的无理、荒谬、横蛮。例如支联会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被告之一、同时也是大律师的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便在法庭多次诘问控方的无理要求、让公众看到《国安法》下只有不公平的审讯、也在庭上多次慷慨陈词，表达追求民主的诉求。在《国安法》严密看管下，本来很难出现这些信息或者评论内容，但在法庭新闻的大背景下，这些内容便可以正大光明的呈现公众，而又不会触碰红线，因为一切只是把法庭内容如实报道矣。但公义和真相，就在法庭的陈词中，悄悄公诸于世。

政权也有防范，一度禁止传媒报道《国安法》下的案件详情，后来被法庭推翻，这也是体现了香港新闻自由的攻防战。

中国的法庭为何都没有公开庭审？为何异见人士的审判，都是闭门进行？就是害怕让公众知道黑暗野蛮的真相。

所以，“法庭版”成为新闻界的突破口，不甘做喉舌的传媒会详细记述法庭新闻，相反那些配合维稳唱好主旋律的传媒，便只会粗略带过。香港也出现专门报道“法庭新闻”的网络媒体，在寒冰中顽强生存，绝不投降。

总结：和中国大陆相比，政权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打压仍未“合拢围堵”，在特定政治话题外，仍有不少缝隙可以游走；留在香港的媒体工作者，也不甘坐以待毙，争取在仅有空间下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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