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按照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今年是“甲辰龙年”。“甲辰年”从历史来看，似乎凶年居多，所以用迷信的说法，今年可能各种灾害和异象较多。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信这个。不过，从今年开年的情况看，这个世界好像确实不太平。国外不讲，中国国内是灾祸连连，先是股市开年以来一跌再跌，沪市多次击穿2800点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实际可称为股灾，最近几天又发生了三起灾难事故：19日河南南阳一学校13名小学生死于宿舍之火；22日云南昭通山体滑坡，47个村民遇难；24日江西新余一临街商铺熊熊大火吞噬了39条生命。
中国人讲究开年吉利，出现股灾和死人的事总是不好的。因此外界看到，当局现在要大力救市，对死人之事更是不敢怠慢，事故发生地的政府接到报告，党政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远在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和李强也是一个指示一个批示，副总理张国清率工作组赶往云南和江西现场指导搜救工作，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医疗专家到这三地开展救援、调查和善后处置等事宜，省市两级政府领导也赶赴现场指导救灾，这一般是当局处理各种灾害事故的模式和流程。
习时代的特色
要说习时代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就是特别强调习的指示，对于死亡人数较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灾难和事故，习都会下指示，习的指示就是催命符，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衔令而动，故可想而知，救灾现场，官员一定是比救援人员还多。
虽然几级政府的官员去现场救灾，只为表达一种政治姿态，以示“体恤民情、与民同苦”，但即便是作秀，去灾害现场总比呆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和指挥要好。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发生大的灾害和事故，从中央到基层，官员倾巢赶赴现场？答案在习的指示里。以最近新余火灾事故为例，习的指示是，“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键就是“社会大局稳定”六个字。一般来讲，习的指示和总理的批示，都会有这句话，比如李强对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的批示，最后一句话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扯上关系，是习时代的特色，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就事故所作指示是不会这么强调的，比如胡锦涛时期也常发生灾害，但胡的指示充其量只提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未见要确保或维护社会稳定之类字眼。
顺便提及，胡锦涛时期总书记和总理甚至副总理对灾害事故作的文字表述，官方报道都用“指示”，而非刻意突出总书记的作用，总书记的指示称作“指示”，总理的指示就称作“批示”。将两者区隔是习时代才有的。而总理的批示用上“社会大局稳定”，亦是从李强开始的，李克强对灾害事故的批示是不见这几个字的。
为何如此强调“社会大局稳定”？
人们会问，习时代特别在他的第三任期，何以连总理的批示都要紧跟他强调“社会大局稳定”？人们很少看到有任何国家——也许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挂起勾来，人家就是把灾害作为一起单纯的事故来处理，虽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情绪也要安抚，然而，不会把事故上纲到“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可偏偏在中国，当局要将每起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连结起来，各级政府按照这个要求去处理，这是否表明习对灾害事故格外重视？表面上看似如此，当局的确是要以此凸显对事故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但细究起来，实则是害怕处理不妥，会使一起生产安全或者自然灾害的事故演变成一起社会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冲击政权安全。习的这种提法反映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处理灾害事故的。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第3次宣誓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0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对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外推行强硬外交、宣传东升西降，联俄抗美。一起回顾习近平执政这10年为中国带来何种转变。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从旁观者看来，这是一种泛安全化的思维方式，弄得草木皆兵，实无必要，但习显然不这么考虑，在他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政府本来就是个全能型政府，你服从我的领导和管束，我来安排和照顾你的一切，为你解决你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是中共构建的统治模式，虽然在实际中无法完全做到这点，但它是以这种方式去行使统治权的。所以，各种安全事故和灾害，即便看上去和政府没有直接关联，不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的，政府也有非常之责去救灾和善后，因为这本来就是它的责任。
习不过是将中共的此种全能型政权的统治机制推到极致，变成了国家政权和党的机构为他一人服务，由他一人驾驭，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出自他一人，这样，原来由国家来负的责任当然就要他一人来担，全部荣誉归他一人所有，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就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把国家的问题变成了他个人的问题。此乃一人统治必然会导致的逻辑结果。习清楚这点，所以他不能出错，必须战战兢兢，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可不出错是做不到的。大权独揽、一人统治的过程本身，就会得罪统治集团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人为制造出许多反对派；另外，习不是上帝，他的聪明才智有限，专断最容易导致决策和政策错误。过去10年，人们已经看到习的各种大错小错不断，给人的感觉似乎遍地是狼烟，处处是陷阱。
以经济来说，中国今日经济的萎靡不振，与习有莫大关系，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中国经济列为今年全球第六大风险，认为北京未能解决中国的成长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机等问题，这都是习造成或加剧的。前面提到的股市作为经济和市场的风向标，已经率先反映出来，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构成的威胁，让当局不得不去处理。
可以说，中共的全能体制和习的一人统治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更多的问题；或者，问题是暂时解决了，但问题产生的机制照样存在，所以过后问题会源源不断复制出来。每个问题和矛盾最后都指向政府，像上述三起灾害事故，几级政府官员都要到场，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受害者和救灾者皆不满，社会情绪也不满。这就是中国当下现状。
今年时间尚未过去一月，就有这么多灾难发生，未来11个月，有任何大的事故都不让人意外。当大众和精英都想发泄不满和谋变，而经济的困难程度又得不到明显缓解，只会加剧社会紧张态势，影响大局稳定。故而，站在习近平和当局的角度，拿枪的敌人站在明处，不拿枪的敌人躲在暗处，处处皆风险，时时有危机，他当然就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政权安全，不能让每起事故影响大局，然而，这怪不得别人，都是由他招来的，自己为自己制造麻烦，自己给自己挖坑。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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