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5日天安门广场：学运已被镇压，一男子只身站在前行的坦克车前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 Photo/picture alliance（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是“六四”36周年，海外很多团体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纪念。在关于六四是否改变了中国这一点上，一些人的认识是随着时间尤其是时代背景的变化而有所调整。特别是特朗普的上台，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漠视，以及美国近年来在对外政策上总体表现出的对美国利益的追求，损害了美式民主对世界的吸引力，更因美中对抗的激烈让许多中国人对“六四”精神追求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加重了怀疑。
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很多人对六四是不屑一顾的，认为如果让当年占据天安门广场的那帮学生得胜，把中国交到其手上，今天的中国就会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乖乖让美国宰杀，他们支持中国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认为这一镇压确保了中国未来三、四十年的发展，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大国崛起。此种看法因美国对中国打压的加剧而在民间舆论场似乎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
与此相对立的一种看法认为，当年学生对中共的广场抗争是民主对专制的斗争，镇压显示了这个独裁政权的丑陋和残暴，是它永不能抹掉的历史污点和罪责。
六四之后，中共接受教训，以所谓低人权优势，借助全球化，让它的经济得到发展，但代价是，对内继续压榨人民，剥夺人民的自由，只是养肥了政权内的少数特权阶层，导致国家畸形发展；对外把中国这套发展模式推向世界，并用中国取代美国，号令天下。中共的反对者中许多人持此看法，认为如果让中共得势，人类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秩序将不复存在，野蛮将战胜文明，重回黑暗。这会是人类历史的灾难，因此，西方应该合力对付中国，剿灭中共。这种看法在美中对抗下也得到加强。
这张照片传遍世界，这位在长安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男子成为了和平抗议、民间力量和勇气的一个象征。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很多艺术家向他致敬。
图像来源: gemeinfrei图片拍摄于1989年6月5日中午，天安门广场不久前刚被武力清场。当坦克车队再度驶过已经空旷下来的长安街时，这名男子站在了坦克前，两手各提着一个塑料袋。不少摄影师捕捉下这一刻。而流传最广的这张照片出自美联社摄影师杰夫·怀登（Jeff Widener）之手。
著名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也译作“班克西”）也曾聚焦“坦克人”。英国班克斯博物馆展出了这副作品，图中一名男子站在坦克车队前，手举“Golf Sale”的牌子。至于这个“Golf Sale”是指促销高尔夫，还是有别的含义，恐怕只有艺术家本人知道。
这是2019年的台北自由广场，“坦克人”现身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这是台湾曾经最热烈的隔海响应六四的地方。在六四30周年的2019年，台湾的一名艺术家以巨型充气坦克重现了“坦克人”事件。
这个作品来自香港艺术家、策展人茜利妹（Missy Hyper），2024年六四35周年之际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展出。作为在台港人，茜利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通过这副《坦克人2024》捍卫回忆。
这是西班牙艺术家费尔南多·桑切斯·卡斯蒂略（Fernando Sanchez Castillo）的作品，2021年7月在正式对外开放的柏林洪堡论坛展出，这里原是柏林王宫所在地。这副雕塑的名字是《中国制造（坦克人）》。
这是2019年6月4日的华盛顿。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异议人士、“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共同为坦克人雕塑揭幕。佩洛西当时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自由而高呼的人”。早在1991年，佩洛西就曾造访天安门广场，与另外两名国会议员一起拉起横幅，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之烈士”，此举导致他们短暂被拘留，并被驱逐出境。
这是艺术家、漫画家巴丢草手臂上的“坦克人”纹身。这位异见艺术家进行过不少与“坦克人”相关的艺术创作，也参与了“坦克人”相关纪录片的制作。在2019年接受DW采访时，巴丢草表示， “我认为天安门学运的精神跟宗旨值得被我们这一代以新的方式表达出来”。
因为这张图片，“大黄鸭”在中国网络上一度成为敏感词。这张合成图片曾短暂地出现在新浪微博上，明眼人都清楚，四只大黄鸭取代的是坦克车队。而这只是网上众多基于“坦克人”的memes（网络梗）之一。
第三种观点：改革只是打了一个盹
上述两种观点对六四意义的评价截然相反。在这两种看法之间，近年来也隐约出现了另一种看法，即认为六四对中国的意义和价值被夸大了，并不像一些自由派和中共反对者宣称的那样，如果成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改变。在最近的一个谈话节目中，我的一位朋友就是此种看法。这位朋友也是六四的参与者，他说对六四的反思和早年有很大区别，认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由于邓小平在92年重启了改革，接续了六四之前未曾推进的、在六四之后被中国政府一度中断的改革，根据他的论述，中国改革似乎只是停顿了三年，打了一个盹，就按照既有的步伐和趋势向前推进，并未受到六四的多大影响。
这位朋友的说法在一部分当年六四的亲历者中其实是有某种代表性的。某些六四的参与者甚至比他走得更远，虽然他们都共同反对中国政府对六四的镇压，也认同这个镇压是中共之痛和历史污点，但从当年真诚追求民主，走向如今对民主价值的某种否定。我这个朋友倒还是强调他认同和支持民主，然而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美式或者西方民主。在这次讨论中，我和另一位朋友不同意他对六四的这种反思。
六四流血事件过去三十多年后，中国当局仍然试图抹杀一切有关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但是，美联社摄影师威德内尔(Jeff Widener) 等记者还是成功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画面。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天安门晨曦下，抗议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质在金属支架上树立起一座高约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处位置正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动用坦克和武装车辆推倒了这座塑像。
在中国政府六四镇压之前，局势已经趋于紧张，但市民们经常会向士兵和警察送东西。有时候，入城部队会与示威者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图中这位女警在天安门广场上引吭高歌，而几天之后，军队进驻，民主运动遭到武力镇压。
1989年6月3日，六四镇压一天之前，人民大会堂附近，一位妇女被夹在了民主派示威者和军队中间。当天午夜，第38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最终夺取了被示威者占领数周的天安门广场。
镇压之前一天，数千名示威者围绕在一辆公共汽车周围，一张摆在车顶的桌子上摆放着缴获的武器。在政府宣布戒严之后，士兵和示威民众之间曾一度关系微妙。示威者有时向士兵送上礼物慰问，而部队也曾暂时退却。
6月3日深夜，一辆装甲运兵车刚刚冲破了示威者搭建的路障，便在人民大会党门前被示威者团团围住。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戒严部队士兵正在准备对示威者开火。
6月3日晚间，示威者在天安门长安街上点火焚烧一辆装甲运兵车。这是摄影师威德内尔（Jeff Widener）当晚拍摄的最后一幅照片，此后不久他便被示威者掷出的砖头意外击中。虽然遭受剧烈脑震荡，但由于手中相机的外壳抵消了大部分冲击力，威德内尔逃过一劫，没有生命危险。
6月4日，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之后第一天，一辆装载着士兵的卡车在北京宾馆门前的长安街上巡逻。当天，一辆类似卡车上的士兵向北京宾馆大堂内站立的旅游者开枪。
6月4日，一个拿着购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长安街的正中间，试图阻挡坦克编队的去路。二十五年之后，此人的最终命运依然不为人所知。这一场景成为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像之一。
6月5日，一群民众在长安街上展示一张据称摄于当地一处太平间的图片，画面上的死者据称都是38军士兵在抢占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枪杀的示威者。死者身上巨大的创口显示士兵动用了达姆弹。大赦国际组织认为，至少300名平民被杀。
军队镇压民主运动后，两位妇女正在打扫广场，她们身后是一辆已经被烧毁的公共汽车。抗议运动中多辆汽车和军车被烧毁，一些士兵因此身亡或受伤。
1989年5月下旬，美联社摄影记者威德内尔（左）和华人摄影师刘香成在紫禁城前留影纪念。当时可能他们都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中国政府便动用武力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从党政分开变成了党政合一
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邓92南巡对中国的改革重启，严格把改革限定在经济领域，以防改革带来的变化威胁中共统治。但即便是经济改革，也并不彻底，而与经济相关联的有限的行政改革，更只是在表层进行，可即使如此，也是无疾而终。比如中国政府曾一度热衷大部制改革，理顺政府职能，更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政府改革的要害是缩小政府权力，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在这一点上却丝毫没有进展，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党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张，党政分开也变成了党政合一。92之后的改革，也完全不触及政治，不但不想抛弃陈腐的政治体制，反而固化了它的形态，变得更顽固，与六四要求的改革不是同一回事。
六四的主流固然没有提出自由民主的清晰诉求，然而，假如学生抗议取得胜利，根据六四精神的指引，中国的改革必然要延申到政治，会提出开放言论，自由办报，乃至解封党禁、自由结社等要求，哪怕开始步伐不大，但必然是这个趋势，中国人会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其实，即使按照六四之前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来看，也会导致这个结果。
33年前，“六四”民主运动以遭到军队镇压而告终，赵紫阳的下台是其中核心的一幕。赵紫阳作为早年的“土改专家”，后来成为了中共党内的改革先驱，在六四后又遭到了罢黜，一直到去世都被软禁。中国官方至今对赵紫阳讳莫如深，但有关他的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息。
图像来源: AFP/Getty Images赵紫阳19岁时(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属于抗日敌后战场的晋冀鲁豫边区任职。国共内战期间，他在家乡河南滑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的成就及经验获得了党内的高度关注，获得了邓小平等人的赞扬。图为1949年赵紫阳(左一)与南阳地委领导成员合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紫阳调离河南，前往广东参与土地改革工作，一改当地“温情主义土改”，转而推行“疾风暴雨式”的土改，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晚年赵紫阳对此颇有悔意。也正是这期间，他受到上司陶铸的影响，其极左思想开始了转变。大跃进后，赵紫阳对“共产风”进行了批判，着力稳定广东的经济局面。图为1962年，赵紫阳(右三)在广州
1965年初，46岁的赵紫阳成为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全中国最年轻的省级“一把手”。在之后发生的文革中，赵紫阳也遭受了重大冲击，被造反派夺权、拘押，随后下放劳动。后来又得到了总理周恩来的庇护。1975年，一度复出的邓小平将赵紫阳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四川三年任职期间，赵紫阳放宽经济政策，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
1978年，赵紫阳离开了四川，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后，他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成为了权力中枢的一员。推动经济改革的赵紫阳，与主掌军权的邓小平、主导平反政治冤案的胡耀邦一道，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旗帜人物。赵紫阳主导的逐步摒弃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后来市场化的基础。
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主持经济期间，中国开始与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接触。中苏关系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进入了“蜜月期”。中国还放弃了“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改写了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一时期，赵紫阳还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赵紫阳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密不可分。80年代后期，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起推动了民主化、透明化等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但是遭到了党内的很大阻力。1987年，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责，被党内元老逼迫辞职，于是赵紫阳接任了总书记职务。他以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论为后盾，想要进一步推动政治开放；还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反左。这些姿态都引起了党内左派的强烈不满。
1989年六四事件让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达到顶峰。赵紫阳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邓小平表态要“反自由化”，并且提出要在北京市区戒严。5月19日，已经失势但依然在职的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示威学生对话。这也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当时陪同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多年后也成为了国务院总理。
六四事件之后，赵紫阳被解除一切职务，仅保留了党籍。虽然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再次启动，但赵紫阳本人则继续处于被软禁状态，一直到2005年1月17日病逝。而赵紫阳重视的政治改革，也与他本人的名字一样，至今都是中国的“敏感词”。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极少提到赵紫阳。
早期的改革包含了政治改革
很多人对中国改革有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早期的改革包含着政治改革在内。尽管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也触及当时敏感的政治，有些经济改革本身也是政治改革，或者含有政治改革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政治含义。比如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它是一项经济改革，可也是政治改革；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让利，在当时也具有重构央地关系和政企关系，并以承认每个市场主体有私利为前提的政治含义。
早期的政治改革，更多是以政府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比如对人大体制的改革，加强人大的差额选举和人大代表对政府官员的质询，那不是像现在一样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当时在一些地方，就发生过地方官员在差额选举中落马，通不过人大代表的质询等情况。可以说，假如六四没有发生，这些政府/政治改革在此后的改革中肯定会继续深入推进，中国改革会呈现不同于现在的另一种面貌。
从上面的论述看，说六四没有改变中国，是不对的。但现实确也呈现出强烈的反差，这其实从反面凸显了六四对中国的意义。六四以镇压结局，是要提醒我们每个人，对专制政权的高压统治不要心存幻想，而是要敢于和善于反抗，这是最重要的六四遗产，也是学生以血的教训换来的。只要多数人不怕专制政权的暴政，在人民的反抗压力下，最后中国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对此要有信心。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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