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经济领域一样，在从指挥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党学会了微调，现在它也要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它不再使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大棒，改为利用法律。更多的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带来更多的自由，如果党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它就会变得变幻莫测。

在一个日益面向世界的社会，中国新闻检查人员任务繁重。三万名用西方技术研制过滤新系统的网警早已无法填补这么多的漏洞，他们毕竟要监视一亿两千万网民和四亿五千万台手机。现在，北京盯上了两千万博客，强迫他们标明自己的真名实姓。宣传部门要保卫自己的意识形态垄断地位、对付对它的最现代化挑战、揶揄和嘲弄，显得一筹莫展。互联网上千百万讽刺政治的小录像、照片、诗歌和针贬时政的文章等所谓‘恶搞’使宣传部门惊慌不已。尽管32名记者和40名互联网作者身陷囹圄，但国家的老一套镇压手段仍然不能制造出威慑和恐惧气氛。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气氛正在升温，讨论的禁忌话题越来越少。2008年奥运并非是这一现象的缘由，但起了推动作用。北京领导人正在重复所有僵硬的社会主义专制政权的经历，它们都没有自我政治革新的力量，最后只能是滴水穿石，不断下落的水滴穿透它们的顽石。”

中国媒体不是一成不变

新苏黎世报也认为，尽管强大的新闻检查无时不在，但如果说中国的媒体一成不变那就错误了。这是因为：

“先进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化显然对媒体产生了影响。过去二十年，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起来，按中国社科院的说法，他们已占全国人口的20%，即两亿六千万人，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已越来越接近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国家。

人是消费者，在对住房和汽车等大幅投资的同时需要独立做出判断，他们关心环境，不满足于报纸登载又臭又长的意识形态宣传文章。由于共产党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可信性，这些宣传本来就已经毫无意义。此外，除了少数报纸外，中国的新闻界无法依靠国家补贴，必须自己挣钱。这就意味着必须照顾广告客户和读者的利益。目前有两千多份报章杂志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