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用实用主义来治标不治本

德国著名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不久前在德国之声做报告时称，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不能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模式，他只能用"实用主义"这一词来概括中国威权统治者的发展战略。

中国青年政治学学者吴强博士也在分析富士康事件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时，认为中国政府同样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安抚政策，而不是从体制深层进行根本性路线调整。他说："现在在全国都注意到富士康之后，会有一些实用主义的政策出台，例如工资保障法规层次，会采取性技术性的疏通政策，甚至不排除政府高层会对劳工进行一些民粹主义的安抚。"

实用主义以有意忽视和回避更棘手的问题、矛盾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利益和成果，其危机管理策略是典型的"眼睛一闭，硬闯过去"。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经济增长是有周期性的，中国经济不会总是以两位数左右的速度增长，而当政者把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宝压在"保八"上，对经济发展停滞或衰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看不出有任何准备。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早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在GDP中只分得极小部分的大众会以无限的耐心和忍隐，来认可这是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发展模式中缺乏人本的因素

殒落在富士康的年轻人用鲜血和生命给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吴强博士指出，早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的学界和官方其实都开始对"世界工厂"模式进行反思，例如政府在劳动法上的改革以及汪洋在广东提出的"腾笼换鸟 "。但是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让中国人又盲目乐观起来，忘记了对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与质疑。"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显然不是'腾笼换鸟'的目标。腾笼换鸟'针对的是比富士康更糟糕的、小规模的、本土的私营经济，而不是像以台资为主的、服务于全球化的世界工厂模式中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的生产体系。"

中国官方与民间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结果，主要体现在提出了"低碳经济"和"绿色GDP"的说法，把环境与生态因素纳入发展目标。富士康事件带来的警示是，中国还需要的是"人本经济"和"人均分配GDP"，将经济活动种人的因素不只只是看成一个成本因素。吴强博士认为，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至少反映出官方已经意识到这是中国社会的症结：

"温家宝提出这样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诉求，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正面的姿态。从中共高层和党内发出这样的声音的确很难得。但是，这样的姿态也是基于中国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冷漠这一现实，是一种无奈的姿态。"

劳动和工作不能带来尊严

在富士康的厂房里，四十几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消耗在单调乏味的装配线上，而他们的劳动不能给他们以尊严，不能带给劳动者足以设计人生发展的回报。这些被全球化的浪潮冲击到深圳的年轻人，用最简单的算术也能算出来，他们是没有未来的。以深圳最优惠的每平米一万元的房价计，拼命加班后平均月工资能达到2000元的富士康生产线上的工人，即使衣食住行不花一分钱，也要用20年的劳动，才能换来一个区区50平米的住房。相信绝大部分在富士康每天要安装数千个机壳的年轻人，用一年的积蓄也难以买得起一部象征时尚生活的iPhone手机。

富士康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看不到未来的不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线产业工人，广大的城市白领阶层也在巨大生存压力下充满受挫感，贫富分化的加剧更加刺激了这种心理挫折感。由于缺少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有相当多的社会成员都是以牺牲健康和业余时间为代价，靠赚取来加班费来提高收入水平。吴强说：

"增加加班时间变成工人增加收入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多数工人，在东莞也好，在昆山也好，不仅是工人，甚至都市白领阶层，也都是以无限制的加班和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来维持个人与家庭的生计。出台的劳动法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而且还遇到了很大阻力。而劳动政策上基本上还是个空白，例如改变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上的初次分配上，基本没有做什么。妨碍作出这种调整的困难有两方面：一是中国对全球生产体系的依附关系，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劳动者政治地位的低下。目前这种政体之下，政治领导层是否做好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改革准备，我个人表示怀疑。"

从消极维权到积极维权？

如果富士康的青年工人以生命的绝响表达出个人对生活的绝望，那么佛山本田零配件厂的工人则不再甘心接受只能维持温饱的收入。佛山罢工标志着中国社会从"被动维权"走向"主动要权"，即从在权利受到侵犯时的防守式维权转向积极提出权利要求的主动维权。

那么，富士康事件和佛山罢工潮会不会成为催化剂，催生中国官方体制内的工会向真正意义上的维护劳动方权益组织转型，或者民间自发组织的独立工会？吴强博士分析认为："长期来看，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目前僵化的体制下，我看不出中国庞大的官方工会有进行实质性转型的可能。在目前这种政治与资本结盟的体制中，独立工会是没有空间的。"

没有阶级联盟就没有力量推动政治改革

中国经济稳步高速发展三十年的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富裕的中产阶层，而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更多的是只具有统计意义的社会群体，很难看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在现行体制外追求政治权利的愿望。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阶级载体，因为他们对其它处境远远不如他们的广大社会成员漠不关心，或者说只停留在缺乏实际行动的精神生活层面上的关注，例如用小众的话剧来展现大众的疾苦。这也是吴强博士对在中短期内中国政治生态发生巨变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的原因：

"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包括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比重仍很微弱的中产阶级，它们的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相互的隔阂和距离越来越大。各个阶层都在为保障或维系他们的生活水准而苦苦挣扎，每个阶级的自我再生产都非常困难。中国社会各阶层是处于被分而治之的孤立状态，看不到出现阶级联盟的前景，因此也就看不到政治改革的前景。"

作者：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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